落魄配角的暗淡人生——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简•爱》中的里德姐妹
The Bleak Lives of the Declasse Supporting Roles—Interpretation of the Reed Sisters in Jane Ey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作者: 张海韵 :香港大学,香港;

关键词: 《简•爱》伊丽莎•里德乔治安娜•里德新历史主义环境背景Jane Eyre Eliza Reed Georgiana Reed New Historicism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摘要: 《简•爱》是作家夏洛特•勃朗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勃朗特基于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见闻,在书中复刻出了生动鲜活的19世纪英国学校以及家宅生活情景。在角色塑造上,除了女主人公简之外,她的两个表姐伊丽莎和乔治娜也性格鲜明,形象立体。她们各自的脾气秉性及人生际遇同十九世纪英国富裕家庭中的成长教育环境、对子女的培养期望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基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对致使二位里德小姐形成乖戾性格并逐渐滑向不甚如愿的命运归宿的时代及环境诱因进行解读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她们日显黯淡的人生际遇走向同其长久浸润的家庭、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十九世纪英国淑女们的普世价值观等历史时代因素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

Abstract: Jane Eyre is Charlotte Bronte’s most successful novel, and Bronte draws on her early experiences to bring to life several vivid scenes of school and domestic life in 19th century England. In addition to the heroine, Jane, the images of her two cousins, Eliza and Georgiana Reed, are also distinctively and vividly portrayed. The two women’s temperaments and life situation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grew up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 in the wealthy families of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and on the basis of “textual historicity” and “textuality of his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two Miss Reed’s disagreeable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reason for their gradual descent into a less-than-ideal fate. In the e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wo ladies’ increasingly bleak course in life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ir long immersion in the unsound family and social atmosphere, as well as to the universal values that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adies hold.

1. 引言

在作品《简·爱》中,夏洛特·勃朗特展现出了高超的场景架构和人物刻画能力。她的早年生活见闻在女主角身上的投射自小说问世以来已被文学研究界运用过多种理论进行分析解读。但对于书中塑造的另外两位配角人物形象——伊丽莎和乔治娜两位里德家的小姐,还鲜有论者探究。她们在故事开头的核心地段——盖茨黑德庄园中的各个场景间占据着较大戏份,在小说叙述到中间部分:里德太太过世一节后时便由女主角简单地交代过了后续人生际遇,然后再未出场。这姐妹俩在小说中展现出的命运轨迹:张扬任性的童年,初入社交场的青春生活,以及家庭破产后一个做修女、一个图利结婚的最终归宿始终是同特定历史时代、家庭及社会环境因素紧密相关。正是背景环境的浸染和塑造促成了她们日显灰暗的命运。因而本论文拟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中的历史性元素,并分析历史背景对文本中人物生平际遇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将历史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文学批评形式” [1]。它反对“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解释方法。该理论的创始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要密切关注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因为历史和文本是相互构造的。历史是文本的,文本也是历史的。只有凭借保存下来的文本,人们才有可能了解过去。在他之后,杰里米·霍桑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文本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时间和地点。” [2] 因此,在解读一部小说文本时,很有必要考虑到其社会背景和创作完成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不是正史记录下的人类社会重大事件(History),而是从各种渠道挖掘出来的更微观和易被忽视的“诸历史”(histories),这种观点意味着学者们的研究目光从历史大事件和伟大人物转向了普通大众的婚丧嫁娶、礼仪风俗和轶闻趣事等“小事件”。“文学文本被解释为既是历史的产品又是生产者,既是目的又是来源。” [3] 文学作品中角色们的行为选择被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左右,他们的故事又密切反映着他们的时代。因此,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二位里德小姐的成长生活环境,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她们各自的形象、性格,及行事逻辑,从而理解这对亲姐妹为何会走向大相径庭的人生道路。

2. 家庭环境

小说中两位里德小姐的性格几乎完全是女主人公简的反面对照:她们刻薄、傲慢、极度以自我为中心。“伊丽莎自私任性;乔治娜好使性子,心肠又毒,而且强词夺理目空一切。” [4] 她们只愿向别人索取爱和利益,而并不肯将自己的善意给予他人。催生这种自私性情形成的首要因素便是她们的家庭生活环境。她们的父亲早亡,母亲里德太太则从来更偏心于唯一的儿子约翰·里德,“他蛮横地与母亲作对,经常撕毁她的丝绸服装,而他却依然是‘她的宝贝蛋’” [4]。对于女儿们,则更多提供的是物质照顾——给她们漂亮衣饰、玩具和零用钱,但同时只少量的精神爱护和关心。同少爷约翰所得到的无尽慈母关怀与呵护比起来,伊丽莎和乔治娜从里德太太那里得到的更多是一种在精神上忽视、在物质上纵容的养育态度。依据创立了人类动机理论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人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后,会开始寻求另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爱的需要,“如果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了相当好的满足,那么就会出现爱和亲情以及归属感的需求……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爱的需求涉及到给予和接受爱” [5]。而伊丽莎和乔治娜成长中对归属感和爱的需求显然并未充分得到满足。情感需求的缺失使她们自身也渐渐漠视了爱和真情的重要性。她们对“家”的认知只限于自己在家中天生就该是衣食无忧、要受人恭维的里德小姐,同时也只认知到大房子、漂亮衣服和金钱等物质条件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因而随着年纪增长,越发显现出无情而重利的倾向。

家人间的关怀寥寥无几,而在盖茨黑德工作的佣人们对待两位小姐的态度则是不遗余力地赞美、纵容和讨好。他们助长和纵容着主人的孩子们的各种刁怪脾气:伊丽莎“突出的聚财癖” [4] 和强烈的交易欲望永远被女管家和园丁满足。不论她想要出售给他们什么东西——是家禽、鸡蛋还是园艺种子,他们都会买下。在这样一种不论做什么都会得到恭维和认同的生活环境下,伊丽莎的自私心性和自负精神也自然被越放越大。她渐渐把做交易视作了每日生活中百做不厌的乐事,眼中最重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金钱。“要是能赚大钱,伊丽莎连出售自己的头发也心甘情愿” [4]。她为了维护自己的财物利益可以割舍下其余一切“次要”事物,甚至包括容貌、人情礼貌和同胞情谊。而从小相貌更漂亮的乔治娜则永远能在佣人们口中听到对自己美貌的吹捧。所有人都习惯于怜爱她、偏袒她,认定她的一切刁蛮举止都是可爱活泼、天真无邪的表现。“‘是呀,我就是喜欢乔治亚娜小姐!’狂热的艾博特嚷道,‘真是个小宝贝——长长的卷发,蓝蓝的眼睛,还有那么可爱的肤色,简直像画出来的一般!’” [4] 随着仆人们无限制地赞美和纵容,乔治娜性格中傲慢又爱出风头的缺陷亦狂野滋长起来。她迷恋花朵、羽毛、精致的装饰物和一切可以奢侈玩乐的场合;在对人交谈时总是采用“指手划脚的吆喝” [4] 语气,理所应当接受身边所有人的爱戴和服务。

任性的物质要求总能在盖茨黑德得到认同与满足,精神上又缺乏真正的关怀教导,这样的家庭生活环境让伊丽莎和乔治娜从小培养起自私淡漠的性格。比起在成长间鲜少得到的心灵关爱,这二位小姐更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满足自身的过度欲望之上。她们贪财和过度虚荣的缺点也渐渐随着欲望的不断满足而越扩越大,伴随着她们度过恣意妄为的童年、青少年阶段,又步入成年社交时期,最终定型成了性情中无法根除的瑕疵顽疾。

3. 社会背景

从更为宏观的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层面而言,当时的社交界非常强调“门第”“头衔”“尊贵身份”等概念以及容貌姿色。绅士和淑女们的地位头衔决定了他们在公共场合会受到的礼遇水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贵族在社会上有较强的话语权,在社交季的活动举行和参与中也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近代英国贵族是一个等级观念较强的社会群体……门当户对的交往和联姻是维护贵族尊严的重要方式。” [6] 没有头衔的乡绅、富商或者平民则处于较低位置,会被排除在“精英圈层”之外。盖茨黑德的里德家就属于有地产但无头衔的富裕乡绅家庭,因而伊丽莎和乔治娜的身份地位无法挤入上流贵族行列,但又优越于家境普通的平民女子。她们这种“中间型”的社交界位置,使她们从小养成的拜高踩低、唯利是图的作风,再加上她们内心的自负与虚荣,致使她们在社交时极不情愿与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来往。相反,只希望能结识豪门贵族,最好能借助与显贵结姻来实现身份跃升。而当这一愿望因各种限制因素而难以达成时,她们便会以各自的方式表现出郁郁难平,继而让自己陷入更加低落消沉的状态当中。

家财被兄弟败得所剩无几,加上本身就相貌平庸,在交际场上各个方面都不占优势的伊丽莎能够获得如意夫婿的可能性无疑非常渺茫。不仅如此,在谈及对她的印象时,人们还总爱将她和长相更加出色的妹妹做比较。她在人们口中的形象是个瘦削的高个子严肃女子,不太风趣健谈,神态中有着某种禁欲主义的色彩。全然不像她的亲妹妹,活泼妩媚,是“真正的大美人” [4]。几乎同时开始社交活动的里德姐妹俩在伦敦所引发的评价是如此大不相同,后者的辉煌与大受赞美更衬得前者呆板无趣,暗淡无光。而这对姐妹都“以自我为重”的本性又使得她们很难彼此共情,更不必说让一方为另一方的成功而高兴了。无人喜欢、赞美寥寥所引发的郁闷和对妹妹的嫉妒之情让伊丽莎显得愈发沉郁严肃,不爱和人打交道。既然社交场合无法带给她荣光,那么她便也鄙夷起交际盛事上的荒唐玩乐来。她更加投身于自己的事务,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执行自己的规律作息,因此也渐渐更显现出厌世和不近人情的倾向来。最终,当简·爱时隔多年再次见到她高傲重利的大表姐时,后者的人生信条已经彻彻底底固化成了:绝不可能在任何与她利益无关的俗务上耗费片刻光阴。在亲生母亲去世后,她甚至“成天闩了门呆在房间里,装箱子,理抽屉,烧文件,同谁都不来往。她希望我(简)替她看管房子,接待来客,回复唁函” [4]。作为里德太太的长女,她竟将母亲下葬后需处理的必要事务全数扔给了表妹简。伊丽莎此时身心皆已全面排斥起和外界的交往,不愿让任何事情饶乱她的计划、打搅她的安宁。为了能永远安静度日,她最后决定加入一所法国修道院,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自此与她眼中喧闹又无聊的俗世永绝瓜葛。

妹妹乔治娜在刚进入社交界时则比伊丽莎要幸运一些:她相貌漂亮,讨人喜欢,在欢宴上可以成为焦点,几乎人见人爱。因而很顺利地过了一段如鱼得水的日子。但在这之后,家庭财产状况的日益衰退也越来越影响到了她在社交圈子里的地位。真正财力深厚又有头衔的上流贵族家庭不屑于同她这样除了美貌之外再无别的资本的乡绅姑娘往来。出于对自身精英圈子的利益的维护,大多数贵族成员都反对乔治娜借助婚姻跳板也加入到他们的上等行列之中:在伦敦,难得有一位年轻的勋爵爱上了乔治娜,但“勋爵的亲戚反对这门亲事” [4]。社会规则、贵族观念与家族压力让这对年轻恋人无法光明正大地结婚。他们只得退而求其次,试图绕过世俗社会的认可,私奔离开。但是私奔计划也因为察觉到实情的伊丽莎对乔治娜的嫉妒而受到了阻止。故而最终乔治娜也失去了结成她心目中的美满姻缘的机会。在与勋爵的联系彻底断绝之后,乔治娜再未获得过同等尊贵、年轻、又全心全意爱慕着她的情人。盖茨黑德的进一步衰败让她在社交界越来越失去了获得追捧的资本和底气。家里的钱得为兄弟约翰还债并支付高昂利息,能供她参加玩乐活动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她的日常行迹从在伦敦过潇洒时髦的生活变成了“躺在沙发上,为家里的乏味而发愁,一再希望吉卜森舅妈会寄来邀请信,请她上城里去” [4]。爱做焦点、享受奢华虚荣生活的天性使她难以忍受去不成舞会、无法同贵族青年们调情的沉闷境遇。一成不变的家庭生活让她觉得所有人都亏待冷落了她,让她痛苦不堪。她在家中表现得日益懒散、爱发牢骚,甚至会花大把时间同她的金丝雀说话以打发时光,要不就对着表妹简喋喋不休地炫耀讲述许久之前的那个冬天她在伦敦所赢得的一切辉煌荣光。“谈话一天天继续着,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她自己,她的爱情和苦恼。很奇怪,她一次也没有提到母亲的病和哥哥的死,也没有说起眼下一家的暗淡前景。她似乎满脑子都是对昔曰欢乐的回忆和对未来放荡的向往,每天在她母亲的病榻前只呆上五分钟。” [4] 除了自己参加不了社交聚会之外,乔治娜没有心思对其他任何事情感到难过。她在家里表现得神衰力竭,一天天憔悴,只是因为没有音乐、舞会和社交活动。在她看来,生活该是变化无穷,激动非凡的,不然世界就是监狱。在陷入萧条境遇的盖茨黑德中,她与姐姐一样经历着郁闷低落的精神状态。只不过她们两人显露难过情绪的方式完全不同,各自最挂心的事情也有所差别。

对名誉和社会地位的重视让里德姐妹俩一度怀着极其强烈的动力想在众位小姐中脱颖而出大展荣光,获得令人羡艳的上流地位。她们甚至彼此暗中比较斗气,要阻止对方到达自己难以获得的社会位置上去。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割舍了亲情,变得“像猫和狗一样不合,老是吵架” [4],同时也更固化了自己的性格缺陷:一个变得更加固执、刻板和自私,另一个则加倍地懒散自负。而对荣光与富丽生活的追逐失败则使她们都陷入低沉情绪之中,各自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逃避难过的现实。她们都只想尽快另辟蹊径,让自己尽快逃离当前萧条的状况,而从未想过直面生活困境,解决家庭问题。两个人都选择逃避的结果便是在她们的母亲里德太太病逝后,盖茨黑德变得彻底无人打理,一度富裕殷实的大庄园就这样荒凉下来,整个里德家族分崩离析。

4. 时代的限制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处于伊丽莎和乔治娜那般身份地位的乡绅小姐们在成年后可以选择的人生道路其实非常有限。当时社会上并没有多少适合体面淑女的工作岗位,“19世纪的中产阶级男性提倡将公共领域与家庭严格的分开。他们心中的理想模式是男性负责外面的世界,天使般的女性们则负责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这种按性别划分的分配方式试图把女性从公共领域剥离出来” [7]。只有家庭教师、护士和女佣是女性能够从事的为数不多不会受到指责的职业。研究维多利亚时代中层英国女性职业的著作《他人的女儿》中就如是提到过“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从事家庭教师的职业。这是社会默认给她们提供的最体面的工作。根据1951年的一项调查,英国大约有25,000名家庭教师” [8]。但家庭教师和护士之类需要忠诚服务于雇主的工作通常也意味着受雇者需要忍受低廉的薪资、繁杂劳累的琐务以及东家的怠慢和轻视。这类职业无疑都不适合两位里德小姐。在手中尚能分得一小份母亲的遗产的情况下,她们绝不会将它们纳入日后人生方向的考虑范围内。对于她们这样生活体面的年轻小姐来说,合理的人生路径就只有两种:结婚做主妇或者进修道院。

对世俗玩乐日益失去兴趣的伊丽莎选择了进入罗马天主教修道院。她在那里从见习修女一直做到了院长,最后还把自己份内的全部财产都赠给了她所管理的那处地方。根据简的叙述,伊丽莎在往后的人生光阴里再未离开过法国修道院的围墙。这种选择倒的确是可以使她永不再受任何凡俗杂事的打搅了。她可以避开喧闹,也避开心底厌恶的那些所有“无意义的玩乐”对时间的虚耗。但也正如简所评价的,“你也不是没有见识,伊丽莎表姐。但再过一年,我想你的禀赋会被活活地囚禁在法国修道院的围墙之内” [4]。对于曾经生长于富丽家庭,接受过全面的淑女学识教育,又怀有一定见识和眼界,年幼时一度有希望更煊赫尊贵生活的里德大小姐来说,遁入修道院的生活其实更算得上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逃避与凋败。她所选择的每天按部就班的规律忙碌行动与其说是要有条不紊地实现目标,不如说是种强迫症似的刻板行为。“显然她没有工夫说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象她看上去那么忙的人,可是很难说她在忙些什么,或者不如说很难发现她忙碌的结果。” [4] 换言之,她那禁欲教徒式的一切克己昔时行动都不是因为要把生命献给崇高的宗教信仰,而只是没有目的地、消极地满足于能够“按部就班行事,而不必和任何人交谈” [4] 这种状态本身。因而她的后续人生选择更多是种厌世而避世的表现。

一心追求享乐与荣光的乔治娜自然更倾向于另一种体面选择:步入婚姻。她与年轻的勋爵私奔不成,又经历过一阵子家庭颓败与精神消沉之后,最终决定嫁给上流社会的一个年老力衰的有钱男子。她从此高攀上了自己原本的家庭条件所难以企及的尊贵生活。但这样的婚姻结合——男子看中女子青春漂亮,女子则贪图男子的大笔财产和社会地位——意味着伴侣双方在心灵、谈吐、见识,乃至生活习惯和兴趣等等方面都难言相称。小说中除了简要概括提及到乔治娜丈夫的外在条件:富有,属于上流社会,还有年老体衰之外,并未再涉及一丝一毫关于乔治娜对他的敬佩欣赏或者他与乔治娜情投意合、恩爱融洽之类对他们婚姻状况的描述。故而乔治娜的婚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满足了物质需求,而相应牺牲掉了心灵和精神需求的“等价交换”式选择。

再对比乔治娜曾经在伦敦度过的“那个辉煌无比的冬天” [4]:她曾在社交场上大出风头,与无数年轻显贵男子们快活地跳舞调情,后来更是与年轻勋爵倾心相爱,体验过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达到完美状态的发自真心的情感——她真正倾注过一段感情,对嫁与心爱的勋爵有过真心的期待和构想,因而才会在两个社交季之后仍对破坏了她和勋爵私奔计划的姐姐伊丽莎耿耿于怀。那么对于她最终所得到的这桩“上流婚姻”,便可作出判断:这并非是她出自真情想要得到的结果。乔治娜的后续人生路径其实还是难以匹敌她昔日的辉煌荣光和她对自己的人生期望。她最终趁着青春貌美匆匆嫁与的丈夫远不能与她昔日对“情意绵绵的” [4] 生活、以及浪漫无比的完美姻缘的畅想相衬。

两位里德小姐依照各自的不同性格,在她们所能够决定的“体面得当的”命运归宿:做修女或尽量高攀结婚两个选项之间做出了取舍抉择。但不论是谁的人生选择,与她们那自食其力、最终收获到了美好生活、完美爱情的表妹简比起来;甚至与工作顺利、丈夫恩爱体贴、孩子活泼可爱的旧女仆贝希比起来,都显得或孤独或将就,带有明显的缺憾之处。十九世纪保守又注重规矩和体面的维多利亚时代为她们这般地位的富裕庄园主小姐所提供的“得当”选择让她们可以免于辛苦劳作、奔波疲累,但同时亦局限住了她们的思路、眼界乃至行动自由。面对母亲病故、家庭破产的窘境,她们只能趁着尚且年轻或手中尚有些积蓄,赶快奔向能使自己占据“最大化利益”的,最“恰当”的命运归宿。

5. 结语

从小养成的自私虚荣性格、长大后既非贫又非贵的“中间层”社交地位以及眼高于顶的野心,再加上十九世纪英国乡绅淑女有限的几种人生选项,《简·爱》中的两位里德小姐日渐黯淡的前景以及她们心灵的日益凋敝正是由于她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所处的历史时代下的整体社会氛围,还有当时偏保守的普世价值观对“体面的”年轻女子的行为约束限制几重因素共同作用所促成的。她们作为配角,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简断断续续地提及下间断闪现出的命运经历,真实透现出了英国十九世纪中期中上流社会的人情风貌、交际规则,以及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态度。通过对她们成长历程的剖析,读者们可以切实生动了解到小说创作的背景时代的历史实况和社会特点,而这也体现出了新历史主义批评所赞同的文学文本与历史时代总呈交融互动状态的特征。文本中的人物经历可以反映出文本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而历史背景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促成了小说文本中人物们的命运走向。

文章引用: 张海韵 (2021) 落魄配角的暗淡人生——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简•爱》中的里德姐妹。 世界文学研究, 9, 107-112. doi: 10.12677/WLS.2021.93017

参考文献

[1] 张进.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5.

[2] Hawthorn, J. (1996) Cunning Passages: New Historicism,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Marxism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Debate. University of Trondheim, Trondheim, 11.

[3] Myers, D.G. (1989) The New Historicism in Literary Studies. Academic Questions, 2, 27-36.

[4] Bronte, C. (2017) Jane Eyre. Pan MacMillan, London.

[5] Maslow, A.H. (201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Martino Fine Books, Eastford, 382.

[6] Harris, B.J. (2002) English Aristocratic Wom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7.

[7] James, L. (2006) The Middle Class: A Histor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8.

[8] Brandon, R. (2008) Other People’s Daughters: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overness. Widenfield & Nicolson, Londo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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