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阶段性批判
On Engels’ Periodic Criticism of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作者: 李 琳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重庆市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

关键词: 恩格斯达尔文进化论阶段性批判Engels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Periodic Criticism

摘要: 恩格斯曾在诸多著作中研究和分析达尔文进化论,称其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确立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但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1859年到1876年中所有关于达尔文的往来书信可以看到,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态度经历了推崇、质疑、批判三个阶段,恩格斯对达尔文论的认识具有阶段性特征。

Abstract: Engels studied and analyzed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in many works, which provided the nat-ural scienc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y. How-ever, we can see from all the correspondence about Darwin between Marx and Engels from 1859 to 1876 that Engels’ attitude towards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praising, questioning and criticizing. Engels’ understanding of Darwin’s theory is characterized by stages.

1. 引言

在恩格斯心中,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的发现已“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 [1],为了强调这一点,恩格斯还将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比较,“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1] 可见,达尔文在恩格斯心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推崇:破除“历史目的论”迷雾

恩格斯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两周(1859年11月24日)后,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称“至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 [2],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目的论过去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被驳道,而现在被驳道了 [2]。”马克思在一周后的回信中表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我们的观点(唯物史观)提供了自然基础 [3]。”并在三个月后致拉萨尔的信中称赞“(《物种起源》)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目的论’以最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他的合理意义” [4]。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还处在初期阶段,目前的任务是打破由基督教“创世论”衍生出来的“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寻找能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提供自然依据的理论。而达尔文在自然领域创建的物种渐进变革思想——进化论,不仅打破原有僵死的、固化的、永恒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还为社会领域的形态更替与制度变革——破除“历史目的论”的迷雾——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

这一时期,恩格斯虽然意识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相似性,但并未将其作为主要的关注点,而是将重心放在进化论对于打破“历史目的论”的迷雾所具有特殊意义上。恩格斯在1865年3月29日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书信中谈到第一次读达尔文著作时,他也曾经由于达尔文“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而感到惊奇”,但恩格斯首先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在自然领域确立的渐进变革思想,因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最可耻的是它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家还将经济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没有意识到到它是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规律,政治经济学还未从历史目的论的迷雾中走出。” [5] 对此,恩格斯批判到“任何一个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 [5]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也不过是历史的产物,且这种经济形势中还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恩格斯后期在《自然辩证法》中进行了更详细的阐释,“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这种新的社会生产组织的形成意味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6]。

3. 怀疑:忽视“市民社会”历史性

恩格斯在深入研究了达尔文进化论中所包含的三大理论——变异遗传理论、生存竞争理论、自然选择理论后,表示“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只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我认为达尔文使用的证明方式(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的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 [7]。”在这一时期,达尔文不仅将马尔萨斯人口论从社会界搬到自然界,由此确立了生存竞争理论,还将这一理论从自然界再搬到社会界,强调生存竞争理论对人类社会同样有效。对此,恩格斯批判到,达尔文的这种做法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还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概括在单一的生存竞争理论中,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永恒的经济制度,使得人们又重新回到了“历史目的论”的迷雾中。

3.1. 批判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公式将人类社会理论搬到有机界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将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萨斯人口论的相似性这一点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反对达尔文将人类社会理论搬到有机界。恩格斯在1875年12日致彼得·拉普罗维奇·拉普罗夫的书信中表示,“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 [7]。”对此,马克思也持相同的立场。马克思在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书信表示“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他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 [8]。”

达尔文之所以需要借鉴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理论,目的在于解释物种变革的内在动力,达尔文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偶尔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按当时对各种动植物生活方式的观察,我已胸有成竹,完全能够正确估价这种随时随地都发生着的生存斗争的意义。于是,我头脑马上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想法:在这种生存斗争条件下,有利变异必然趋于保存,而不利变异应该趋于消亡,其结果必然导致新物种的形成。于是,我终于形成了一个能用来指导我工作的理论” [9],达尔文的“工作的理论”就是物种发展演化的理论。达尔文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生物演化的机制和动力理论来源,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理论。

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市民社会的经济竞争与生物学领域的生存竞争似乎是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已,且经济竞争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即使把生存竞争论只限定在生物领域,恩格斯也认为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即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 [7]。”

3.2. 批判达尔文又将生存竞争理论从有机界搬到人类社会

在同一片书信中,恩格斯批判达尔文将“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和效力” [10] 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达尔文为了证明生存竞争理论在人类社会中的有效性,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永恒的经济制度,“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 [10]。”

恩格斯认为不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因为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且“人类的生产在一定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是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嘉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任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 [11]。”生产包含两个层面的目的:生存与生活,生活层面的生产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活动内容。同时,恩格斯也指出这一层面生产活动也蕴含着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与危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能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 [12]。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在生活层面显然不具有任何解释意义,恩格斯认为“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12]。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达尔文进化论后,意识到生存竞争理论存在一定的不全面性,尤其是生存竞争理论社会化后将市民社会永恒化和自然化后,会使人忽视市民社会的历史性与有限性,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唯物史观、阐释社会阶级形态变更的出发点是相背离的,也会使得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趋向平面化与单一化。对此,恩格斯指出,当人类超越市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一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完全不适用了” [11],并指出“只要把迄今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的肤浅 [11]。”

4. 批判:奠基“辨证唯物主义”

19世纪50年代后期,恩格斯为了系统地整理、建立和阐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及出版《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对当时各门自然科学成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恩格斯在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后,对达尔文进化论有了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将达尔文进化论作为辩证自然观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石,在《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章节中引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关内容作证自己的观点,还在《反杜林论》中对生存竞争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和精细的批判。

4.1. 承认生存竞争现象的普遍性与理论的历史意义

首先,为了洗刷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普遍误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原原本本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及理论原理:达尔文在人工培育中发现,同种的动植物由于培育者的意志产生了变异现象,自然界也有同样的现象。

其次,恩格斯在面对当时科学家、哲学家对达尔文生存竞争理论的普遍批判——生存竞争这一观念起源于马克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细致的解释,“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 [13]。”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天真不在于盲目接受马克萨斯的学说,而在于没有看到生存竞争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 [13]。”

恩格斯承认生存竞争对于物种进化理论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委婉地指出,生存竞争理论不具有解释所有变异现象的能力,尤其是个体变异现象,也不具有永久的解释有效性。但也强调,这个不足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科学家所共有的缺点,达尔文生存竞争理论虽然有缺点,但启发了人们对物种变异的兴趣,也推动了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承认,达尔文进化论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理论对于自然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物种进化过程的讨论和研究。但恩格斯对于将达尔文进化论从自然界搬到人类社会,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斗争关系合理化的做法持批判态度,称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 [14],无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14] 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固有的矛盾。

4.2. 进化论为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石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劳动再从猿到人转变构成中的作用〉一节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视角阐释人的发展,“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 [15]。”同自然界的发展演变一样,我们的祖先从猿转变为人也经过了漫长的演化。人类历史也不是凭空出现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自然界中一步一步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而来的。正如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16]。”达尔文进化论不仅合理解释了人类历史起源问题,还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提供了依据。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要揭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规律,还必须从起源中、过程中揭示其前提的起源,否则就是不彻底的。虽然恩格斯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应当归功于马克思,并将其称为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但我们不能因为恩格斯谦虚地称自己为“第二小提琴”,就忽视了恩格斯在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文章引用: 李 琳 (2021) 论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阶段性批判。 社会科学前沿, 10, 2141-2145. doi: 10.12677/ASS.2021.108296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002.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9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502.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31.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3.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32.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59.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61.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251.

[9] 弗朗西斯∙达尔文. 达尔文回忆录[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62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63.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M].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71.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82.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305.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09.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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