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认识
Marx and Gramsci’s Comparative Understanding of Civil Society

作者: 李艺璇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关键词: 马克思葛兰西市民社会政治国家Marx Gramsci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State

摘要: 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最早是受到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重新定义,将市民社会归于经济领域的范畴。不同于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的解读,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从上层建筑的视角对市民社会理论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推动了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新高度,本文通过从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消亡三个方面来展开分析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不同观点的问题。

Abstract: The civil society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ought system. Marx’s civil society thought was first influenced by Hegel’s civil society, and on this basis, Hegel’s civil society theory was redefined. To attribute civil society to the category of economic field, unlike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civil society theory, Gramsci, a modern western Marxist scholar, has ma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ivil societ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erstructure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Marx and Gramsci’s different views on civil societ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untry and the extinc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1. 引言

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当中十分重要的理论概念,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发展,市民社会理论也在不断地得到丰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现实的观念反映。20世纪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市民社会这个思想理论也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物之一的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重新定论,从文化层面上再次赋予市民社会新的内涵。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重新解读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对市民社会独树一帜的定义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

2. 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其内涵丰富且历史悠久,指的是“城邦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早期市民社会多指代政治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内涵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解读要领先于洛克和卢梭对于市民社会这个思想的认知,打破了人们传统以来对市民社会片面的理解。与此同时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区别开来,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看作是相互对峙的两种思想观点。随后,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思想体系中关于市民社会的观念并且也吸取了其思想当中有价值的部分,指出:“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称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 [1] ”。对此他指出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黑格尔所说的表面含义而应该强调它的社会属性,并且在深入探究后,他进一步论述到对于市民社会思想的真正把握应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入手。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的标志,在这篇经典的文本当中,马克思说到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 [2] ”。他指出全部物质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都源自于市民社会,表现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是从经济基础这一层面上来阐释市民社会的内在含义。

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一生都在致力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其市民社会理论思想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思想的影响。有别于马克思从经济领域来探讨市民社会理论,葛兰西开创了市民社会理论含义的新高度,他把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转向了上层建筑领域。

结合意大利的历史与实际以及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葛兰西认为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经济范畴,还应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上层建筑领域,且要认识到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取得与巩固更要依附于意识形态领域。葛兰西说到:“一个社会集团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行使‘领导权’;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权力,他仍然必须继续‘领导’ [3] ”。从这段话的意思中,葛兰西对于“领导权”的认识是从意识形态的作用上来把握和理解的,指的是上级统治集团通过教会,学校等一些具有组织性的社会团体,以宗教,教育等传播工具作为媒介,对市民社会里面的成员进行精神层面上的笼络,以此来达到统治阶级使其认同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认识的目的。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泛指的是社会各种组织形式,社会的文化价值是其作用的最终目的,因此市民社会是全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精神生活也是其内核之一。结合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超越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解读。

由于马克思和葛兰西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二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该从经济方面入手,他注重的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反观于葛兰西,他另辟蹊径,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注重的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功能作用,把市民社会视为统治阶级取得政治领导权的核心。虽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强调的是经济基础,但是马克思也并没有忽略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同样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上层建筑方面的重视也并没有否认马克思关于重视市民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阐述,只是相对而言更加注重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方面的作用。

3. 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马克思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本身概念定义的差别,因此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两者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同阐述也成为了马克思与葛兰西他们各自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并且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反驳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他指出,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的认知应当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层面上去研究,而这一点黑格尔并没有做到。相反,“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 [4] ”。在马克思看来,他认为一切历史存在与发展的根基只有且只能是现实中的人,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会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而形成社会,在这里马克思又指出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属性。

“国家的愿望总的来说,是由市民社会不断的需要,归根到底,是由生产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5] ”。由此得出,真正决定政治国家存亡的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里的成员组建成了国家,市民社会发展的最终会决定国家的继续或消亡,黑格尔所论述的市民社会伴随着国家存亡这个要点是不正确的。

与马克思相同的是,葛兰西也将市民社会划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被称为‘市民社会’,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6] ”。在葛兰西这里前者政治社会所强调的是政治或者国家,而后者市民社会所指的则是‘私人’的有机总和。

葛兰西注重的是上层建筑自身的生成性功能,特别是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思想精神上层建筑领域对政治统治集团上层建筑领域所起的影响。上层统治集团要想达成社会共识,只有通过文化等媒介来实现其统治目的,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合法性与持久性的维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不通过市民社会来实现,那么就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对其进行统治与维持了。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从劳动人民被统治集团压迫的史实出发,指出阶级压迫是国家的标志性属性。葛兰西则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视角下入手来研究所谓“现代国家”的问题,之后葛兰西得出结论:国家 = 加上专政的领导权,他还分析得出“现代国家”应该更加重视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不仅仅依靠暴力和强权来取得领导权,相反应该更加重视通过争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维持政治国家的生存。对此葛兰西更加深信市民社会和国家争夺的不是经济自由权利,而是文化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与葛兰西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认识上多少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马克思关注的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根本性决定作用,而葛兰西注重的是思想上层建筑对政治国家所起的作用,这也就证实了二者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认识上产生分歧。在这两者关系上,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成员的社会交往活动是政治国家的所有内容,这也是导致市民社会产生的历史源头,并且成为政治国家不断更迭的助推器 [7] ”,也就得出国家产生和发展是由市民社会来决定的。

葛兰西关注的重点则是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领域方面对政治国家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作为统治阶级要想繁荣昌盛实现持久统治,得到全体市民社会成员的认可,就必须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

4. 对市民社会与国家消亡的认识

马克思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与国家消亡之间关系的阐述不尽相同。葛兰西将研究的视角还是集中在意识观念领域,得出政治国家终将会被市民社会所取代的结论。马克思则将注意同样转移到了经济领域中,在深入研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要旨后,指出市民社会的最终归宿是通过人类实现解放来完成的。

在《论犹太人》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从实现全人类解放这一伟大的哲学角度出发,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联系起来明确指出要战胜和超越政治国家。马克思把国家的消亡看作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结果,无阶级社会的出现预示着国家的消失。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社会上的每个人也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国家消亡的前提是阶级得以萌芽与存在的所有来源都被剔除。马克思对国家消亡的把握与理解是深入且全面的,不仅包含了经济方面同时又强调了政治方面。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葛兰西着重强调市民社会概念的有效价值。他指出政治国家的发展会以市民社会的出现而告终。如果国家统治阶级不采取任何暴力方式对人民进行强制统治,而是完全遵循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国家的政治功能也会慢慢消失,国家本身也就变成无用的东西。政治社会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国家也会随之灭亡,政治国家也就跨越到了市民社会阶段。

葛兰西认为,如果政治国家发展到自由,公平,法治,民主的时候,市民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进行良好的自我调控和管理,但这只是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了提高,而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功能并没有完全丧失,此时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既有必要的政治管理方式加以约束,同时市民社会成员享有的权利也得到了相应的尊重。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消亡认识上,马克思还是坚持主张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消亡的认识应该从经济基础这一角度来理解,深刻领会到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这一本源。葛兰西在独树一帜的同时,也赞同马克思从经济基础领域分析市民社会与国家消亡关系,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文化层面上去理解市民社会的深层内核。他指出,市民社会中包含的经济关系也受到社会组织和道德规范的影响,这是他们两者理论的差别的地方。简言之,虽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与葛兰西出发的角度不一样,但是两者阐述的观点对于正确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消亡关系有着其重要的意义。

5. 结语

马克思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思想各个论述的角度都有所不同。马克思突破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强调市民社会应该回归到经济领域中,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是市民社会所要传递的思想内核,也被叫作生产关系,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不产生政治国家,相反是政治国家的发展与存亡受到市民社会的束缚,政治国家也只是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阶段上的产物。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的突破性发展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市民社会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途径。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从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新篇章,葛兰西不同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他认为社会组织和道德观念等是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躯壳,可以用它来调节规范和调整经济关系,同时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取得更多应该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取得,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定义不仅受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感染,同时也深受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认识的影响。葛兰西不仅开启了市民社会是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层面的理解,同时也赞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是经济基础的观点,他重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等对国家的重大作用,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国家问题以及更加准确地认识现代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同时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也在启示着我们要高度重视优秀思想文化意识对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影响。

文章引用: 李艺璇 (2021)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认识。 哲学进展, 10, 91-95. doi: 10.12677/ACPP.2021.102016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 葛兰西. 狱中札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 徐福祥.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J]. 学理论, 2017(5): 41-42.

[7]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 姜丽, 张跌,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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