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前形而上学”视域中的《金瓶梅》解读与反思
Interpreting and Reflecting for The Golden Lotu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e-Metaphysics” of Philosophy

作者: 张 波 , 王 钊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关键词: 《金瓶梅》人的自然性人的社会性社会存在The Golden Lotus Human Nature Human Sociality Social Existence

摘要:
明人小说《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非历史演绎的话本小说。从哲学的“前形而上学”视域来解读审视《金瓶梅》这一奇书,它生动地讲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关于人的性、欲、情、爱的故事。肉体获得灵性才会有人性,只有让灵与肉获得和谐统一、以灵去统御肉,自然之性欲才会成长为人性之情爱,它才通之乎美达之乎善。该书作为活的社会存在的标本,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君主集权的等级制的男权宗法社会”的鲜明特征,让人看到权力崇拜与暴力崇拜所构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底色。它预示了野蛮的不平等的反人性的权力结构及其社会制度必然会腐败、必然要灭亡的命运。

Abstract: The Golden Lotus, 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first non-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tory-telling and scholars’ original creation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pre-metaphysics” of philosophical, The Golden Lotus shows us vividly that it was a masterpiece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human’s sex, desire, emotion and love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body will become humanity after achieving spiritually, using the way to combine with the spirituality and the body harmoniously, and allowing the spirituality to get the leadership of the body, then the desire of the sex will change into the love of human nature and finally turn to be perfect and goodness. As a specimen of living social existence, The Golden Lotus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le-dominated patriarchal society of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monarchy of ancient China”, but also shows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was composed by the worship of power and violence. Furthermore, it indicates that the destiny of power structure and social system which was barbarous, unequal and anti-human, h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to corruption and perdition.

1. 引言

在有点文化的常人的印象中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一部淫书,但稍认真阅读过、真正有文化的成年人则早已达成共识:它绝不是一部简单的淫书。鲁迅早就认为,它是一部“世情小说”,对其人情世俗的洞察评价颇高;毛泽东曾五评其书,把它当封建政治的反面教材来读。从文学而言,它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非历史演绎的话本小说。如果说一部好的小说蕴藏了一个民族的秘史,就它所蕴藏的丰富的民族心里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密码而言,那么它是被誉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红楼梦》的前奏,是可与曹雪芹《红楼梦》比肩的“小红楼”,没有前者的发创之功就不会有后者荤之大观;但是,比之《红楼梦》贵族式的豪华典雅、脂粉气扑面的纤巧哀怨,《金瓶梅》则多了一分平民化的质朴真实、狼气十足的残酷恐怖,二者是比肩而立、相映成趣,由此便有了与“红学”相对的“金学”一说。因此,如果不猎奇式囿于感性的观瞻,不道德性局于成说的讨伐,不文学性限于人物或考据,而是从哲学的前形而上学的视域来解读审视《金瓶梅》这一奇书,必定十分有趣。

2. 人作为灵肉矛盾体的性、欲、情、爱的分析批判

《金瓶梅》两类版本中,具有诗词相配的版本谓之《金瓶梅词话》 [1],它更具艺术观赏性。无论从文学的还是从哲学方面言,比之西方的名著,丝毫不逊色于薄伽丘的《十日谈》、司汤达的《红与黑》、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今人所著的《废都》可明显看到《金瓶梅》的痕迹。如果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善恶评判,它讲述了一定历史情境中人的欲望及其实现的故事——使欲望的膨胀、扩张直至毁灭具象生动地用文字展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民间传播甚广的香港三级电视剧《金瓶梅》,则比文字更具象生动地展现了人性对于色欲的幻想、痴迷与贪婪,后来者大约无出其右。只是相比之于原著,所杜撰的武松与潘金莲的爱情,与原著大异其趣,削去了原著的批判锋芒,迎合了常人自然感性的色情观瞻、性幻想欲求,体现了港派风格,却也过于离奇了。

人是生物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个体生命,就像化石级的植物银杏分为雌雄,就像大多数的开花结实类植物的花分为雌雄蕊,就像诸多哺乳类动物分为雌雄个体,人有男女个体之分。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饮食男女成为自然之性。这种自然性是由自然进化造成,人类在自己的生存繁衍过程中难以摆脱的宿命。所有的宗教戒条——基督教与佛教,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禁欲主义的倾向被证明是违反人的自然性的。人类不可能戒除肉欲成为纯粹的灵魂,人人不可能根除肉欲修成佛陀。如果根除了肉欲,将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世界三大宗教原初之戒条,如佛教“五戒”——戒杀、盗、淫、妄语、饮酒,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中的“不准姦淫”,并非要根除男女自然之欲,而是要防止肉欲的放纵无度;而伊斯兰教则明确鼓励成年男女婚嫁,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限制。现代西方哲学中,弗洛伊德首创性发明“里比多”一词,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其作为“里比多”的性力一词,成为解释人及其文化的原始性创造性力量 [2]。拉康的“镜像理论”儘管解构了主体自我,认为主体是被建构起来的,但却强调真正的心理学发端于“欲望”的揭示,“欲望”揭示了人真正的内在心里本质 [3]。

反观《金瓶梅》一书,它生动地讲述、思考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关于人的性、欲、情、爱的故事。它通过典型人物将基于性的快乐欲望的无限扩张予以表现——这个欲望不仅指性欲,还有与此相关的物欲、权势欲。西门庆是一个青春年富、精力旺盛、体格强健、有钱有势的男人,是一个基于性、贪于淫、烂于情、不乏爱、毁于欲的男人,集“酒、色、财、气”于一身。作为故事演绎的主角,西门庆是男一号,参与演绎的还有诸多的男男女女,作为一群与男一号相对的女人中难分伯仲的则是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书名简约为《金瓶梅》既反映了女性人物着力描绘的重点也反映了作者的道德评判,正是以这三个女人为代表的红颜靓女与西门庆为代表的淫欲色魔相互为用,最终善恶有报、均不得善终。吴月娘则是淑女贤妻的典范,崇奉佛法的代表,得以善终善报。西门庆作为男权社会的典型,其表现的是基于“性”的“欲”的追求与扩张,凡一切有姿色的女人与年少的美男都成为其性欲的对象,妻、妾、僕、婢、妓、偷,全部得以穷形尽相的表现。

西门庆的欲望是基于自然的——青春年富、精力旺盛、体格强健,他像诸多男人一样具有强大的“里比多”,其性欲扩张具有自然的基础与力量;它又是社会的——本来有钱有势、通过巧取豪夺、越来越有钱有势,其欲望满足具有社会的基础与能力;其父母早亡,没有受到圣贤之书的教导与规约,而明后期本身传统礼教遭受衝击、并瓦解渐成时代潮流,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社会大环境如此;因而造就出一个基于性、贪于淫、烂于情、毁于欲的市井男人典型——西门庆,实属必然。而书中出现的诸多男人只是西门庆大大小小的影子。人必然是有欲望的,男女均有性欲望,但它的满足与实现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拉康说得对,主体是被建构的。西门庆病态的畸形的疯狂的欲望追求与扩张,是被病态的社会所建构起来的,人物的病态性格与行为反映的是社会体制的悖谬与乖张。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看,西门庆的人格与行为还仅仅出于本我,停留于自我,而没有昇华到超我。他仅仅受快乐主义的本我所驱使,那个特定社会使其疯狂也使其灭亡。他也让人看到,人自然的欲望如果在特定的社会之中不受节制、而是提供条件、得以鼓励与放纵,其欲望会疯狂到何种程度,最终如何被欲望自身毁灭。

《金瓶梅》中的性、欲、情、爱,通过西门庆映现于诸男女身上,但其表现又具有鲜明的差别。在西门庆男权不受约束的前提下,西门庆之于吴月娘情爱为主、性欲居次,因此全书二人的赤裸的性描写最少,一方面因其作为正室还具有家的观念,一方面她笃信佛法还受因果报应等观念的规约;其与李瓶儿起于性欲、达于情爱,特别是李瓶儿死后的厚葬及其爱屋及乌的表现可见一斑,一方面因其带来了丰厚的家财,使其财势大增,一方面则因其“好性儿”,不似潘六儿之心机多、歹毒苛刻,还因产子嗣为其脉续添希望,在这里西门庆也闪现出更丰富的人性情爱的微光;其与潘金莲则始终是性欲与性欲的交锋、碰撞、游戏,春梅则是“小金莲”,其不同之处多了一份情。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描写花样翻新、穷形尽相、著墨最多,“醉闹葡萄架”一节最具代表性。从性欲的扩张与满足而言,西门庆杀夫夺妻为主动方,之后则潘金莲为主动方,她可谓“女西门庆”,反映了女人对于性的病态欲求与无限扩张的愿望与幻想,尽管西门庆与其性事频度最高、烈度最强,她还屡屡勾搭仆人与女婿陈经济,只是在男权社会中其欲望受到限制不能无限伸张罢了。她与西门庆的性交锋中,最终杀死了他,在性欲望的较量中获得胜利。单从性欲望而言,潘金莲最盛,李瓶儿次之,吴月娘居后。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王六儿、书童、诸多妓女等,则是男权社会中西门庆这个有权势的男人猎奇寻艳满足其占有欲、性幻想的性欲的调味品。它也印证了男权社会,女性对于男性必然的依赖性,女性作为可欲性对象则是其身体、性与生殖。西门庆死后,树倒猢狲散,她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男人作为依靠。

柏拉图的诸多对话,具有前形而上的鲜明特征,它是文学的也是哲学的。在著名的《会饮》篇中,他借鲍萨尼亚之口表达了关于爱的善恶评判。鲍萨尼亚不同意将“情爱”“爱欲”一概加以赞美,而必须予以区分,即将“情爱”与“欲爱”、“爱与欲”加以区分。“情爱”是天上的爱神,“欲爱”是地上的爱神。在不同爱神的引导下,后者会导致荒淫、邪恶与肉体的享乐,他统治着下等人的情欲;前者则会导致阳刚、节制、纯情、智慧、良善,她是高尚的人所追求的神。我们从一个人所追求的表现的行为的指向中,才能区分爱的善恶——情爱是善、欲爱则是恶 [4]。《金瓶梅》具有自然主义的叙事风格,性描写成为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鲜明特色,也成为表现人物、传达思想的介质,其性描写时而赤裸时而还较为唯美,它既表现、确证了弗洛伊德理论,也体现了最自然的人欲的不自然性与文化性,即人在出于自然的性行为中能够翻出如此多之花样,在不同情境在不同对象身上表现出如此多之形态,真令别类高等动物应歎其弗如!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色男女感性的性观瞻、性幻想的自然欲求。这也是儘管人们皆斥其为“淫书”,但却即使具有性经历的成年人皆欲观之的秘密所在。而各色从其改编的影视剧之所以隐秘而广泛得以流传,其原因也在此。因而,人的性行为不仅具有生产自身的欲求,而且具有满足快乐的体验欲求,这种快乐的体验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生产自身原出于自然,但最终却只成为性快乐的副产品。人即使再进化、再文明,其基底却具有动物性、自然性,具有追求性快乐的欲求、愿望。按弗洛伊德之说,它甚至发端于婴儿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成年人的性行为也是高等动物中不受时令等的限制,具有即时性。

但从其倾向而言,《金瓶梅》对于以西门庆与潘金莲为代表的性欲望的无限追求与扩张、对人伦道德的败坏,对于赤裸裸的快乐到死的行为,是批判否定的,对于情爱则是肯定的。二人的悲惨结局便是明证。二人均在年富之时爆亡,一为精尽衰竭痛苦而毙,一为武松杀仇剖腹挖心而暴尸街头,其结局均不得善终。李瓶儿青春病亡,儘管不得善终,但却丧葬极盛并被西门庆追怀,最终脱生豪门,也算是得以善终。春梅在西门庆死后做了守备夫人,她也分享了人生的富贵荣华,但在青春之时得“骨蒸”之疾而亡,不得善终但还不算悲惨。相反,吴月娘在西门庆死后经历劫难却得以善终。因此,人物结局作者都做了相差殊异、程度不同的描述,既反映了作者处理人物的一贯与仔细,也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评判。儘管它具有佛教色空理论与因果报应说的色彩,但善恶评判却表现出与柏拉图的一致性。其关于性、欲、情、爱的价值评价,态度是鲜明的。如果有人大赞《金瓶梅》写出“成人之美”或“人性之美”,片面称道其性欲的病态表现,则是一叶障目、走火入魔,其还需仔细进化方可达致人性之文明境地。

瓦西列夫说得不错:“在我们这个时代,认为肉体仿佛有罪的思想已经被人们永远抛弃了。人的精神是同肉体作为统一物而存在的,它并不是感到有什么罪过的综合体。这种对立面的统一产生了和谐。” [5] 肉体获得灵性才会有人性,只有让灵与肉获得和谐统一、以灵去统御肉,才会有真性情,自然之性欲才会成长为人性之情爱,它才通之乎美达之乎善。

3. 作为野蛮的反人性的“社会存在”活标本的分析批判

“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它是随着人们的生生死死在时间之流中的生存历史。我们可以如历史学家从器物、制度、风俗、理念去描述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时间性之在,我们可以如海德格尔抽象地描画社会存在如何在时间之中“在起来”并成为“此在”,我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揭示社会存在的法则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些方式具有传统的形而上的特征。文学具有“前形而上学”的“思”的特征,一部杰出的小说常常抛去了形而上的抽象性,让人们如此真切经验地感知、思考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它是活的“社会存在”的标本。通过对它的具象的感知与思索,我们可以获得传统形而上学所不具备的“前形而上学”的哲学之思。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年,即西元1568~1602年。它从《水浒》中的一个片段——武松景阳冈打虎写起,进行独立的演绎,似乎写的是宋代的事,实际写的是明代的社会生活。“作者通过西门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社会上活动的脉络,描写了上自宫廷间皇帝身边的为非作歹的宦官和朝廷上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在市井间招摇撞骗、蛮横狡诈的帮閒篾片和地痞流氓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些人物的卑鄙行为和罪恶活动,作者细緻地勾勒出来一副阴森残酷的鬼域世界的轮廓。” [6] 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存在既是正德以后至万历中期明代社会的生动写照,也是君主集权的等级社会腐朽之后活的人们社会生活的标本。

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君主集权的等级制的男权宗法社会”,是其鲜明的特征。它是君主集权专治的,名义上在君主之上还有一个“天”或“天帝”“天命”,但实际上君主男权在国家治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那些逆臣叛党也需借助的权威,否则谓之“变天”。他不仅处于世俗权力的最高等级,也是宗教的具有代天帝治理天下、奉天承运、教化万民、作为道德典范的被神圣化的天帝之子,是人世间集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力于一身的无上权威。他是最有权力的男人。传统社会是等级制的,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权力不平等,此“三纲”之谓,前者为“乾”后者为“坤”,因而“乾纲独断”。其生享独断之权,死而祭之于宗庙,书之于史人们还必须对其行为“讳”,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父权制宗法社会本身等级分明,其等级次序不容逾越。其延伸于女人,在家国之体制中也等级分明。它与官僚等级的制度相混合,形成“君主集权的等级制的男权宗法社会”,它成为家国统一体的秩序模型。传统社会作为集权社会的家国统一体,是一个怪异的集合体。其生成于男权宗法的家庭,完善于官僚等级的国家。

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在家庭中男子渴望成长为父亲,拥有乾纲独断的权力,以无限扩张其欲望;在社会中男人们则渴望上升到官僚等级制的更高等级、以至最高等级——天子,才真正具有纵横天下、为所欲为的权力。在家庭中女子成为道具与陪衬——但也等级分明,成为男权得以确证的对象,妻妾成群是一种荣耀与权力的象征。反过来,妻妾争宠、争夺交配权、获得子嗣则成为女性权力争斗与权利获得的中心。前者是正剧,后者则是与之相交织的副剧,但同样充满机谋盘算、刀光血影。权力的等级与权利的获得在国与家之中是相匹配的,更高等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权利的获得。因此,吴思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读出了作为男人童话——“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读出了“暴力的幻想” [7]。因此,权力崇拜与暴力崇拜构成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底色。男人们崇拜权力、渴望获得社会权力的更高等级、成为俗语所言的“人上人”,其常态的吃苦耐劳“吃得苦中苦”(科举)、其非常态的通过暴力(战功),便成为获得权力、晋身更高更高权力等级的阶梯。其副产品则是“黄金屋”(财货)“颜如玉”(美色)。而在家中,女人依附于更有权势的男人、妾成为正室、婢成为妾则视为一种荣耀,也更有权力与权利。传统社会的鲜明特征与文化底色,通过《金瓶梅》一书可得到具体生动丰富的感知。

西门庆一出场在家庭中,已经成为父亲与一家之主的男人,在家中具有了乾纲独断的权力,其权力的表现与权利的获得,体现在对于女人的占有及其性幻想欲望的扩张与满足,体现在可以不受约束地对于财富的支配与挥霍。儘管已有三房女人——吴月娘、李娇儿、孙雪娥,他依然可以巧取孟玉楼、杀夺潘金莲,并行走于青楼妓院。但是,在社会权力等级的结构中他最初是一个依靠资财与地方官僚相勾结、依靠社会黑恶势力、处于权力边缘的角色,他只是间接地通过儿女亲家与官僚阶层相勾结;随着他的苦心经营与投机、贿结蔡太师与社会高层的政治权力挂上钩,由“白身”布衣升为清河县副提刑官、再升为正提刑官,晋身于官僚权力更高的等级之中,随着他在权力体系中不断扩大联络、广通人脉,他不但让移情别恋蒋竹山的李瓶儿主动投入其怀抱,而且其财富也得以在官商勾结中迅速扩张,在作为官僚一份子所具有的“合法的伤害权” [8] 中获得财富与尊荣,并为所欲为地扩展、满足对于各色女人的欲望与幻想。“淫器包”与“胡僧药”均为增强其性欲望满足的手段,可以看作是写实的。但是,它也可以看作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前者是男权社会中男性权力对于女性具有的威权象征,以此才能够支配、驾驭、征服女性,使其臣服于男性的威权之下。“胡僧药”则是在西门庆获得等级制的权力之后所获得的性药。胡僧不仅告知其用药之法,且告诫其不可多用、滥用。因此,它具有社会政治权力象征之意味。权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支配力,无论对于个人与社会整体,运用适当加以节制则有益,滥用、无节制“私用”则贻害无穷。但是,专制的等级的权力必然导致其不受节制的滥用、“私用”。西门庆将其无节制地滥用于各色女人以满足其“私欲”,最终潘金莲在其醉梦之中使其最彻底加以滥用,在其醉梦之中——在其沉迷于权力的滥用与追求之中、在其沉迷于征服女人的幻想之中,导致其最终的灭亡。

因此,“淫器包”与“胡僧药”就不是作者实写的简单的性欲望满足的增大器与增强剂,在其背后有其深刻的象征意味。如果将西门庆这个人物与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相联繫,认为其暗写的是这个站在等级权力的顶峰、滥用权力、荒淫无度的皇帝,则对于专制的等级的权力的象征与批判的意味更明确、更深刻,这个专制的遭滥用的权力——专治等级制的最高男权,像西门庆这个人物壮年而亡一样,必然要被自身所毁灭。野蛮的不平等的反人性的权力结构及其社会制度必然会腐败、必然要灭亡。是否我们对《金瓶梅》相关描述,进行了过度的诠释?只要读一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一文,对于专治等级的君主制激烈批判的文字,就会知道明代先进知识份子对中国传统社会认知的高度与深度,就会知道《金瓶梅》的作者与黄宗羲的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鲁迅曾在《灯下漫笔》文中一针见血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所谓天下太平,便是“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任凭学者如何铺张,真实的历史“有其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的一治一乱 [9]。这是一个集权专治等级的人与人相残食的社会,其纲常礼教使其获得超稳定性。其中不乏改朝换代,但社会制度却如车轮一般周而复始,并无革命性改变。这种通过暴力获得的权力,在其获得的过程中是至上而下的军事组织与命令方式,在其获得之后便按照至上而下的命令方式组织分配权力,从而形成金字塔的权力模式。其获得权力通过暴力,其维护权力也依凭暴力,并将金字塔式的等级模式转化为权力统治模式与权利的分享模式。当王朝初建之时,统治者还对前代统治覆亡的鉴戒记忆犹新,还能够励精图治、以保障“民”的基本生存;随时间的推移,后代统治者模糊遗忘了前车之鉴,其集权等级的权力集团必借助暴力无限扩张其权利与权力,为追求私利、满足私欲、而上下勾结、滥用权力、终于形成牢固的利益链,最终导致人民至下而上的揭竿而起、重新改朝换代。这就是中国社会历史“一治一乱”“分而合、合而分”的面相与表象。它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作为体制的权力模式。

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是一个摆在桌面的明规则,其真实的运行则按照一套“潜规则”行事:“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管理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8] 作为统治者的官僚等级集团,当欲获取权力之时,人民被抬高与驱使,当权力获得之时,分配权力、分享权利之时,人民则重新落入权力与权利等级的底层,其权力被有组织的以暴力为后盾的官僚集团支配、剥夺,其权利任处于上层官僚等级集团剥夺与践踏,人民永远处于鲁迅所言的被奴役的奴隶地位,从未获得做人的权力与自由平等的权利。如几千年前老子所言,人民是“刍狗”,这用草扎成的狗先贡之于祭坛、完事后则被随意践踏。这一被吴思称为“官家社会”“官家主义”的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君主集权的等级制的男权宗法社会”。所有男人在君主面前均是奴才,在等级制的层层等级中,低位的男人则是高位男人的奴才,女人则是受男人欲望支配的奴隶。普通劳动大众的“民”,既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力也没有享受平等的权利,却被“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谎言所欺骗,实际上则是“君贵民轻”“官为邦本”“官贵民轻”。当“草民”正当的权力与权利受到侵害试图得以伸张,并触犯了官家的权力与利益,轻则当作玩虐刁民予以刑罚,重则当作乱臣贼子予以剿灭。因此,不要不学无术廉价礼赞“民本”,如何实现民主,人民——特别是中下层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男人与女人平等地拥有权力、享受权利,创建出一套从下而上的制度体系以保障落实民主,旧历史的悲剧才不会在“一治一乱”中一再重演。

4. 结论

我们从人的性、欲、情、爱与社会存在活的标本双向度,对《金瓶梅》予以思考、剖析与批判。作为一定时代的人性与社会体制是相互支撑匹配的。它可感知与思考的内容还很多,如从文化上而言中国文化深层具有的“身体化、口腔化”倾向,从人际关系而言情感主导的“讲情而不讲理”的倾向。如果将古人所写的《金瓶梅》与今人所写的《废都》进行比照阅读,会发现更为瞠目的内容,也更发人深省、令人深思。诸多人当代对传统文化予以激情的颂扬,但从《金瓶梅》的解读与反思之中,我们是否多了一个维度——一个真正冷静的批判的前形而上学的哲思之维。

从《金瓶梅》成书到现在约400年多一点,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从帝制覆亡距今也就100年多一点。而我们传统的民族性及其社会历史,如果从孔夫子算起有2500年之多。1919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救亡图存还是民族的第一要务。国民性及其文化改造的任务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那位人所熟知的新中国的缔造者不惜年迈与众人反对,要让文化来一个彻底的革命,要从民族的文化深处来一场彻底的变革,让中国真正“新”起来,其具体的展开可圈点之处甚多,但作为深通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对明史有深入研究的思想家,其中是否蕴藏着其常人所看不透的玄机,也大可值得深思。有一点可肯定,一旦《金瓶梅》中的人物与故事在现实中复活,则说明传统文化不仅源远流长,且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不可不慎思之也。黄炎培当年在延安窑洞论及的“历史周期率”,既如黄钟大吕重新响起,也依然是一道需待破解的谜题。否则,无论我们的物质如何发达,GDP排序如何突飞猛进,我们的社会依然可能会陷于历史周期率的恶性循环。

文章引用: 张 波 , 王 钊 (2021) 哲学的“前形而上学”视域中的《金瓶梅》解读与反思。 哲学进展, 10, 73-79. doi: 10.12677/ACPP.2021.1020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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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 林尘, 张唤民, 陈伟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3] 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4]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M]. 第2卷.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16-222.

[5] 瓦西列夫. 情爱论[M]. 赵永穆, 范国恩, 陈行慧, 译.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84: 9.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中国文学史(三)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954.

[7] 吴思. 血酬定律[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8] 吴思.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9] 张明高, 范桥, 选编. 《鲁迅散文选》第一集[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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