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叙事时距中的人格斗争
The Personality Conflict in The Scarlet Letter from the Narratological Duration Perspective

作者: 刘抒悦 , 纪爱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

关键词: 时距人格斗争《红字》Duration Personality Struggle The Scarlet Letter

摘要:
本文从叙事时距理论出发,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阐释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的时距变换对于展现丁梅斯代尔人格斗争的作用。当主人公深陷本我的控制、超我的折磨与自我的毁灭时,叙述时间被巧妙地拉长或缩短,五种时距形式交替地出现在叙述中,完整地展现了丁梅斯代尔的心理变化和人格斗争的过程,全面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ical duration theory and Freud’s psychoanalysis theory,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anging duration in Nathaniel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 for the display of Dimmesdale’s personality struggle. When this protagonist was trapped in the ID’s control, super-ego’s torture and self’s destruction, the narrative time is ingeniously lengthened or shortened with five forms of duration used alternatively in the novel, which completely shows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and the process of personality struggle of Dimmesdale, and comprehensively depicts the personality and destiny of the character.

1. 引言

《红字》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学术界历来被广泛研究和解读,学者们关注它的象征手法、人物形象、清教主义,也有的从女性主义、叙述手法、心理分析等角度进行阐释。叙述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视角与叙事空间,如,探究多重叙事视角的变化对于叙事距离控制的作用 [1];研究全知叙述在塑造女性优秀品质,嘲讽男性丑恶形象中的作用 [2];分析小说故事空间、人物心理空间、历史文化空间对于深化小说意义的作用 [3]。而对小说的叙事时距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男女主人公的人格结构。探究女主人公如何在本我与超我冲突下升华了自我人格 [4];分析丁梅斯代尔如何走向了弗洛伊德所倡导的人格平衡 [5] 等。然而通过细致分析场景叙事,本文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虽然也有研究指出丁梅斯代尔因未能平衡人格而走向人生悲剧 [6],却只是集中分析了第20章之后的情节,未能体现人物在整个过程中动态的人格斗争。同样地,其余持有相似观点的研究倾向于对丁梅斯代尔持批判态度 [7] [8] [9]。正如David B. Diamond所言,当代学者倾向于严厉批判丁梅斯代尔这一形象,少有人同情他所受的折磨 [10]。

叙事时间的调整对于展现特定时刻人物意识深处的心理活动有重要作用 [11]。因此为深入理解人物形象,有必要借用叙事时间理论来分析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人格结构。叙述时距是叙事学中展现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关系的概念。热奈特根据两种时间的长度之比提出了四种时距形式:1) 概述(summary):叙事时间短于故事时间;2) 场景(scene):叙事时间基本等于故事时间;3) 省略(ellipsis):叙事时间为零,故事时间无穷大;4) 停顿(pause):叙事时间无穷大,故事时间为零。热奈特提出的时距形式中缺少了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的情况,他本人坦承这种情况是某种慢速场景 [12]。有学者研究发现很多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 [13],例如查特曼将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的情况命名为连续(stretch),认为思想描述是实现它的最常见方式 [14]。因此,本文将连续(stretch)加入到热奈特提出的四种时距形式中,探讨这五种时距在《红字》中的体现。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饱受人格斗争之苦,先后经历了本我的失控、超我的惩罚、自我的毁灭。通过分析书中指明的故事发展的时间间隔与叙述所用章节的数量,本文发现全书交替使用了五种时距以表现丁梅斯代尔的人格斗争。霍桑通过控制叙事节奏来引导读者在认识主人公怯懦缺陷的同时也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同情。具体的时距类型及作用如表1所示。

时距理论关注表层时间中故事的推进,横向陈述人物变化,而精神分析法则揭示文本深处人格的复杂,立体呈现人物性格。“人格结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格结构中的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者相互制约渗透,只有当这三种人格处于和谐统一的整体时才能形成健全人格。正是通过结合叙事时距与精神分析,本文将对丁梅斯代尔进行纵横全面地分析。

Table 1. Five forms of duration in The Scarlet Letter

表1. 《红字》中的五种时距1

2. 本我的失控

本我处于人格结构系统中的最低层次,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它由遗传的本能,欲望所组成,肉体是它的能量源泉 [15]。一旦不能很好地控制本我,必会铸成大错。《红字》2 [16] 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中叶的波士顿,清教至上,人的本能欲望受到抑制,甚至连正常娱乐和物质享受都被视为“罪恶”。身为牧师,丁梅斯代尔却违背了教规,屈从于力比多,与他人的妻子通奸。这一举动受本我欲望的支配,挣脱了自我与超我所遵循的理性制约,酿成了爱情悲剧。

第一部分(第一至六章)先后采用了省略、场景与停顿、概述。

丁梅斯代尔受本我支配与海丝特结合的过程被省略,而直接进入海丝特出场的场景描写。除了为设下悬念以外,还避免了将非有悖伦理之事直接展现在读者眼前,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主人公规避读者的道德指责,引导读者把注意力放在后文丁梅斯代尔因一时被本我征服而陷入人格斗争的痛苦上,从而激发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而非一味的谴责。

之后的场景叙述细致展现了丁梅斯代尔被本我征服而遭受的折磨,在公共广场上的绞刑台上演的小说开场是全剧第一个关键行动发生的场景。众人羞辱海丝特的对话、拘谨压抑的绞刑台、牧师森严的罪行宣判、丁梅斯代尔的惊慌神态,这些详细的描述使得场景再现。例如,通过使用直接引语真实再现牧师的宣判:

他(丁梅斯代尔)比我更明了你的本性,所以他更晓得应该采用怎样的辞令——不管是好言相劝还是恐吓——以便克服你的刚强和顽固,使你不再隐瞒那个诱惑你做出这件丑事的男人的名字。但是,他虽然智慧已超过他的年纪,却怀着一个青年的软弱心肠,不肯答应我,他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么多的群众面前,强迫一个妇人打开她内心的秘密,正是触犯一个妇人本性的事。(第17页)

直接引语的使用原封不动地再现了威尔逊牧师的宣判,与众人窃窃私语的背景音形成对比,产生了独特的“音响效果” [11],更加凸显了宣判的庄重与严肃。这段话实际上面向两类听众:第一类是不知通奸实情的公众,第二类则是了明真相的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对于第一类听众而言,丁梅斯代尔更了解海丝特的原因在于其作为牧师的优秀能力,而反对强迫女人则在于其心地善良。然而对于第二类听众来说,这些话却隐约指向两人的通奸关系,丁梅斯代尔只不过是因为惧怕罪行暴露而反对公开逼问女人罢了。听到这些话时,怯懦的他必定会倍受煎熬。霍桑这段语言描写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此:设定两类听众,丰富了此处言语的暗含意义,揭露出丁梅斯代尔的懦弱本性,以及因受本我支配而所受的折磨。

丁梅斯代尔此时的神态也被霍桑精确捕捉:虽暂时隐藏了罪过,但他已“脸上失了血色,使他的双唇发抖。”(第18页)众人对海丝特的蔑视、对自己的赞美,使得丁梅斯代尔在双重身份中煎熬:自己既是海丝特的情人,又是众人敬仰的牧师,这一身份对立使他倍感痛苦。正是因为当初本我征服了自我与超我,才使他的心灵受到了难以忍耐的折磨。

在这之后,霍桑使用了停顿对丁梅斯代尔展开简介。“他是一个青年牧师,是从英国一个有名的大学校里出身的,他把当代的全部学识都带到我们这荒野森林的地带里来。他的善于辞令和他的宗教热情,早已保证他要在他的职业中得到显要的位置。”(第18页)霍桑强调了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深厚天赋和学者成就,树立了主人公的正面形象,这一设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牧师难有勇气当场自首提供了解释。综合此处的场景与停顿,可见霍桑在竭力塑造一个优缺点兼具的立体人物。

此处描述之后,作者采取概述引入了其他人物,叙述速度转快,设下悬念,并为下文发展提供背景。

综上,第一部分首先省略了丁梅斯代尔受本我控制而犯下罪过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主人公规避了强烈的道德谴责。之后使用场景与停顿,在暗示丁梅斯代尔怯懦性格的同时又强调他受人敬仰的牧师地位,一方面深化了丁梅斯代尔的怯懦与矛盾,勾勒出个体因本我失控而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引导读者树立对丁梅斯代尔的正面认识。最后概述其他人物,为展现人物之后的人格斗争奠定基础。

3. 超我的惩罚

超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所组成,是人格的第三个主要机构,是人格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它为至善至美而奋斗,不为现实或快乐操心 [15]。因为自我曾屈服于诱惑,丁梅斯代尔羞愧难言无地自容,只能通过超我的精神惩罚来抑制自我和本我,追求超我。然而他因此产生的自虐倾向并未带来宽恕,反而成为沉重的精神束缚。

第二部分(第七到十二章)先后采用了概述与连续。

首先,霍桑概述了牧师的生活状态。在通奸罪的重压和齐林沃斯的窥探下,牧师身心俱疲,“双颊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瘦削,同时他的声音也比从前更颤抖”(第71页)。牧师内心的超我始终严厉斥责着本我,自虐已成常态。他“时长一面对自己苦笑着,一面猛击自己的肩膀......他把绝食严格地当做悔罪的行为,一直作到他的双膝颤抖为止。同时,他一夜又一夜地通宵不眠......在长期的彻夜不眠之中,他的头脑时常打转,像有许多幻象飞舞在他的面前”(第94页)。霍桑概述了丁梅斯代尔通宵祷告、接连守夜、严格禁食、抽打自我的生活状态,较快的叙事速度与牧师内心的煎熬焦灼相应和,并勾勒出在超我惩罚下牧师的痛苦并非一时而是日夜如此,引发读者同情,为下文牧师深夜走上绞刑台埋下伏笔。

之后,叙述转为缓慢的连续,对牧师深夜梦游踏上绞刑台认罪进行描写,通过心理描写与环境烘托来展现丁梅斯代尔在超我支配下的难言之苦。牧师多年所受的折磨逼迫着他走上绞刑台,徒劳地做着赎罪表演。霍桑使用了长篇幅对丁梅斯代尔心理活动进行细致刻画:

他被那到处追逐着他的“悔恨”的冲动驱逐到这里来,而这种“悔恨”的嫡亲姊妹与亲密的伴侣,就是“怯懦”,每当前一种冲动逼迫他快要宣布出秘密的时候,后一种冲动便一定用它颤抖的手掌把他拖回去。(第98页)

此处使用了大量富有感情色彩的动词与形容词来描写牧师的矛盾心理。热奈特认为停顿中不能含有任何即刻的积极想法,因此这段包含心理活动的段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停顿,而是一个连续。在这个“连续”中,霍桑将“悔恨”和“怯懦”都做了开头字母大写处理,分别为“Remorse”、“Cowardice” [17],突出强调这两种情绪,并使用拟人手法将其拟为“姐妹”、“密友”。这两种情绪正是丁梅斯代尔内心分裂的结果:曾一时受“本我”控制而触犯了教规,牧师内心的“超我”难以原谅自己,万分悔恨。但又受制于牧师身份和懦弱性格,他又不敢坦白自己的罪行。

人格失衡远超出丁梅斯代尔这羸弱之人可承受的负重极限,甚至让他有了幻觉,这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潜意识”的体现。他以为晨光把自己暴露,居民、族长、正派得体的大人物、老总杜贝林厄姆、善良的威尔逊神父,都聚集在绞刑台,惊恐地看着他。霍桑使用速度缓慢的连续,揭示了牧师内心的恐惧:他仍然害怕自己曾经的罪行被披露。

同时,霍桑也细致描述了此时的天气环境:

牧师仰望天顶时,看见一个用暗红色的火线划成的大的字——A字,我们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眼睛和心神的病态了。这倒不是说当时并没有流星隐约地穿过乌云在燃烧着,但决没有如他犯罪的幻想所给予他的那种形象,或者至少也没有那么明确,因为倘有另一个罪人,他便会在其中看见另一个符号的。(第104~105页)

此段中的前半句话从丁梅斯代尔的视角出发,将天空上的标志视作是暗红色的字母“A”。而后半句话则跳出他的视角,转为叙述者的视角。叙述者阐明,那字母“A”不过是丁梅斯代尔的误想罢了。叙述者用“我们”二字引出旁人对此时天气的看法,让读者感到自己仿佛是与叙述者一起旁观丁梅斯代尔的举止。读者也很清楚,不过是因为内心过于痛苦,丁梅斯代尔才臆想出了天空中那宣判自己通奸罪的字母“A”。通过转换叙述视角,霍桑赋予了此段环境描写更深刻的意义,烘托出在超我与自我的拉扯下丁梅斯代尔所受的煎熬。

综上,第二部分首先对牧师悲惨生活的常态展开概述,一方面应和牧师内心的煎熬焦灼,另一方面则突出牧师痛苦的持续时间之长。之后使用连续,详细叙述短时间内丁梅斯代尔经历的大量复杂的心理活动,叙述速度被大幅放缓。并通过描述异常的超自然力量营造压抑紧张的氛围,读者逐渐被封闭在丁梅斯代尔的内心世界中,目睹在自我与本我被超我完全抑制时丁梅斯代尔所受的折磨。这样的叙述手法引导读者在不满于主人公怯懦虚伪的同时又对其产生一定的同情。

4. 自我的毁灭

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并得到发展,它处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自我奉行“现实原则”,在本我和现实环境中起调节作用 [15]。自我一方面能更精明更有效地满足本我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能够保护本我不致因盲目的冲动而在与外部的冲突中遭到毁灭。

第三部分(第十三到二十四章)先后采用了概述、场景与连续。

首先快速讲述了海丝特、珠儿、齐林沃斯的变化,快速展现不同人物的内心痛苦给其生活带来的严重破坏。丁梅斯代尔的“神经似乎完全毁坏了。他的精神力量已经衰颓到比孩童还柔弱。”(108页)牧师衰弱到无可救药的精神状态为之后的故事发展奠定基础。

之后,叙述速度逐渐变慢,霍桑使用含大量对话的场景描写细致再现了丁梅斯代尔与海丝特在森林里的重逢与密谋,并使用含大量心理描写的连续刻画出牧师走出森林后的矛盾心理。在森林里,丁梅斯代尔受到海丝特自由精神的感染,决定一起出逃。然而,对于恪守教规的牧师而言,这些思想只能引诱他爆发人性之恶。走出森林,回到镇子,“每走一步,都想作一件奇怪、狂野、邪恶之类的事”(第166页)丁梅斯代尔牧师不得不动用最强大的自制力,才能打消同自己的牧师身份极不相称的畸形念头。丁梅斯代尔的野蛮本我活跃跳动,而他恪守道德的超我又因此而羞愧,自我在压制冲动的过程中不断被拉扯。

最后小说尾声又一次在公共广场上的绞刑台上演,霍桑再次使用场景描写,刻画在“本我”与“超我”拉扯之下,丁梅斯代尔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霍桑详细刻画了群情激昂的民众、丁梅斯代尔的语言、神态及动作,使读者仿佛也置身于绞刑台旁。新总督就职那天,在丁梅斯代尔的讲演之后,民众们深受感染,“有足够往上冲的交响的情感,得以产生出比狂风的呼啸,霹雳的雷鸣,海洋的怒吼更其动人的音响”(第196页)霍桑构建了一个较为宏大的叙事场面:滔滔雄辩后,听众们激情澎湃,热情呼啸而上,响彻云霄。紧接着,霍桑立刻把焦点转向了在此宏大场面中的丁梅斯代尔——只见他脸上“那样的一种死灰颜色,几乎不像是活人的面孔;在路上那么无生无气踉跄着的人,几乎不像是一个还有生命的人了”(第197页)。疲倦无力的丁梅斯代尔与欢快了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为最终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本我失控与超我惩罚的反复拉扯中,丁梅斯代尔的自我已经疲惫不堪。最终,对上帝的绝对顺从还是使得他放弃了出逃计划,而走向绞刑台,说出了埋藏七年的秘密:

你们曾经爱过我!——你们,把我看作神圣的!——请看我在这里,一个世界的罪人总算是到了这么一天!——总算是到了这么一天!——我终于站到我七年前应当同这个妇人一起站立的地方了...... (第200页)

上帝的眼睛是看见它的!天使们的手永远在指着它!恶魔对它也很清楚,而且总是用他燃烧的手指拨弄它!但是他却对人们狡猾地把它隐藏起来,露出一副傲然的态度在你们中间走来走去。(第200~201页)

霍桑使用大篇幅的直接引语,没有允许叙述者加以评论,而是使用引号原原本本地记录下丁梅斯代尔的坦白。此外,排比句、感叹句的运用,使得丁梅斯代尔的言语更加振聋发聩,继而增强了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再次产生了独特的“音响效果” [11]。在坦露罪过的一刹那,丁梅斯代尔解脱了自己,获得了珠儿的接受,但受制于宗教信仰,他仍视“在胜利的耻辱中,死在人民的面前”(第202页)为最好的赎罪方式,“最后一句话吐出来以后,牧师的气息断绝了。”(第202页)

综上,第三部分首先概述了人物内心痛苦对自己造成的破坏,为最终牧师走向自我毁灭埋下伏笔。之后叙述速度放缓,故事延续时间很短而叙事时间长的场面最为重要(Genette, 1980)。使用场景与连续,再现丁梅斯代尔在森林中的密谋和回到小镇的内心矛盾,勾勒出牧师内心“本我”与“超我”反复拉扯的痛苦。最后使用场景叙事,细致描述丁梅斯代尔在绞刑台上坦白罪过的场景,展现“自我”难以承受人格斗争重压而走向毁灭的悲剧。详细的场景叙述也展现了结局的复杂性:一方面,牧师战胜了控制内心的软弱,拒绝了不负责任的远走高飞,维护了教规与秩序;另一方面,牧师的选择也是清教良知发展到极端的杀伤性后果,不但伤害了海丝特母女,也把自己推向了毁灭。这是霍桑对清教复杂认知的体现:虽然不赞同清教狭隘的人性观,不赞成他们冰冷刻板的弃世态度,但是他似乎也并不反对他的清教祖先们对理性和秩序的热爱与维护,并且愿意在这方面与他们并肩作战 [18]。

5. 结语

《红字》的成功离不开霍桑对“时距”策略的精准把握。本文以叙述时距为切入点,探讨了小说叙事节奏的控制对展现主人公心理、塑造主人公形象的重要作用,并指出霍桑对主人公的暗含同情和对清教的复杂认知。霍桑首先省略丁梅斯代尔的罪过以引导读者关注主人公受“本我”支配而导致的内心苦楚,其次使用场景与停顿来塑造丁梅斯代尔的立体形象。随后转为较快的概述以强调主人公内心的焦灼,并交代“超我”折磨下主人公所受的煎熬,之后使用连续来展现主人公在绞刑台上的痛苦。在最后一部分中,叙事进一步放缓,通过场景描述来刻画主人公“自我”毁灭的悲剧。当主人公深陷本我的控制、超我的折磨与自我的毁灭时,叙述时间被巧妙地拉长或缩短,五种时距形式交替地出现在叙述中。总之,叙述时距的控制绝佳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心理与人格,使得读者能在认识到丁梅斯代尔人格缺陷的同时也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同情,从而全面地理解人物。

NOTES

1本书第1章描述了故事结束两个世纪后的牢门,第24章描述了丁梅斯代尔逝世后众人的议论,不在笔者所分析的展现丁梅斯代尔人格斗争的故事时间之内,因此未被详细分析。

2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仅在括号内标注引文在该书中的页码。译文参照侍桁译《红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文章引用: 刘抒悦 , 纪爱梅 (2020) 《红字》叙事时距中的人格斗争。 世界文学研究, 8, 46-52. doi: 10.12677/WLS.2020.82008

参考文献

[1] 杨梅. 小说《红字》的多重叙事视角[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版), 2008(1): 190-191.

[2] 王家和. 《红字》全知叙事者在人物塑造中的女性主义心声[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1(4): 101-106.

[3] 毛凌滢. 多重空间的构建——论《红字》的空间叙事艺术[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5): 44-49.

[4] 秦勇青. 《红字》中的人格三重探析——自我, 本我, 超我[J]. 名作欣赏, 2018(15): 106-108.

[5] 胡铁生, 王丽莉. 人格结构的裂变与升华——《红字》中丁梅斯代尔与齐灵渥斯的人格对比评析[J]. 学术论坛, 2005(12): 153-156.

[6] İsaoğlu, H. (2015) A Freudian Phychoanalytic Analysis of Nathaniel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2, 499-511.
https://doi.org/10.9761/JASSS2713

[7] 齐建坤, 乔叶. 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解析《红字》男女主人公[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 47-49.

[8] 涂晓群. 压抑与扭曲的灵魂——霍桑《红字》主人公人物性格分析[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6(3): 80-82.

[9] 刘芳. 人格结构失衡的罹难者——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丁梅斯代尔[J]. 语文学刊, 2007(8): 107-109.

[10] Diamond, D.B. (2018) “That Self Was Gone!”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rthur Dimmesdale in the Scarlet Letter: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American Imago, 75, 647-683.
https://doi.org/10.1353/aim.2018.0033

[11]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2] 热奈特•热拉尔.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3] 曹金梅. 叙述时距中的黑色幽默——麦克尤恩《既仙既死》的叙事学分析[J]. 外语研究, 2014(5): 100-106.

[14] Chatman, S. (1978)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5] 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 林尘,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16] 霍桑. 红字[M]. 侍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16, 17, 18, 71, 94, 97, 98, 104-105, 108, 166, 196, 197, 200-201, 202.

[17] Nathaniel, H. (1970) The Scarlet Letter. Penguin, London.

[18] 代显梅. 超验主义时代的旁观者: 霍桑思想研究[M]. 上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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