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秘密:《沉默》中自然描写及其叙事逻辑
The Writer’s Secret: Natural Description and Its Narrative Logic in Silence

作者: 曹 莉 , 马亦飞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湖南 长沙;

关键词: 远藤周作沉默自然描写叙事逻辑Endo Syuusaku Silence Natural Description Narrative Logic

摘要:
《沉默》是日本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的重要代表作品。作品中自然描写之多是其不可忽视的特点。通过考察,可看出作品中自然描写依次呈现出“希望”、“绝望”、“救赎”三种特征,体现出“主动改善–现实恶化–实现平衡”的叙事逻辑,透过《沉默》中自然描写及其背后的叙事逻辑,可以窥见作家努力关注人性的怯懦与恐惧,试图实现神性与人性调和的秘密以及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

Abstract: Silence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 of Japanese Christian writer Endo Syuusaku. There are many natural descriptions in the works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natural description in the works presents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turn: “Hope”, “despair” and “Redemption”, and embodies the narrative logic of “active improvement-deteriorating reality-balance”. Through the natural description in Silence and the narrative logic, we can see that the writer’s secret: t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wardice and fear of human nature, and try to realize the harmonization of divinity and human, and writer’s strong humanitarian care.

1. 引言

远藤周作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作家。他于儿童时代受洗,青年时代赴法留学,进一步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根据佐藤泰正的评价可知,当远藤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没有芥川龙之介“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如无根之草般飘荡”的姿态以及对于东西方文化受容所持的消极态度;当面对宗教与创作的抉择时,也不同于崛辰雄作品中偏重于宗教而忽视艺术的行为,而是以天主教信徒的立场注视并呈现两方文化,积极探索东西方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方法,并逐渐偏向于思索日本传统信仰的诸多问题,且最终目的为“丰富日本文学的图谱”( [1], p.47-49)。由此可见,远藤周作是近代日本基督教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前人关于基督教文化融入日本传统文明的课题,深入挖掘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方法,力图实现作品“艺术性”与“宗教性”的统一。其中,《沉默》即是代表之一。

《沉默》刊行于1966年,当年即获得纯文学奖的至高荣誉——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可见文学界对其艺术内涵的高度赞扬。除此之外,针对作品中主人公的弃教行为和最终信仰问题,也引发了海内外宗教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足见该作品对宗教问题的深刻涉及。此外,《沉默》还曾在2016年被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搬上大荧幕,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时隔近半世纪的作品横跨海洋面对不同的观众群体,其魅力仍不减当年。

除广受外部赞誉外,《沉默》在远藤文学世界内部的地位和意义也不容小觑。在《沉默》出版后的发布会上,远藤曾谈到《海与毒药》之后自己创作心理的变化,认为只谈及“日本人缺乏罪意识”与“一神信仰和泛神信仰的对立”是无意义的,而“应该在上面铺一块基石”( [2], p.410);史军也认为,身为基督徒自己应该何去何从,是远藤一直思索的问题,而《沉默》即是作家思索的结果( [3], p.84)。由此可知,这块令基督教可以扎根日本的铺路之石,可以令广大基督徒在“异教”风土上安心归属的世界,正是《沉默》所构建的信仰体系。

目前学界对于作品的研究大部分从社会学、宗教学及心理学等视域出发,结合日本基督教发展史的内容,认为作品中意图表达的信仰体系的核心,最终超越了严厉、苛刻、惩罚的父性之神,达到了温和、慈爱、宽容的母性之神。该类研究刻意挖掘具有神学意义的象征意象部分,而忽视了小说内部情节结构本身的完整发展,以及与情节结构相辅相成的,贯穿作品始终的自然描写之内涵。

布雷蒙认为,任何事件系列构成故事形式都必须服从一定的逻辑制约,否则便会晦涩难懂( [4], p.156)。换言之,任何有意义的叙事作品,其结构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通向结局。由此可见情节结构的连贯一致性以及与作品最终抵达的思想内涵的相关性。同样具有连贯表达特征的自然描写,烘托故事氛围,加速情节发展,暗示最终走向,可以说与情节结构的逻辑和功能息息相关。据笔者统计,《沉默》中的自然描写近百处,且据远藤回忆,该作品最初题目为《阳光中的气息》(『日向の匂い』),暗示主人公罗德里格踏绘后在阳光中接受的神谕 [5]。由此可窥见作家将自然场景与宗教意味结合表达的创作意图。此外,远藤周作也在早期评论文章中表示“作家的秘密,往往隐藏在自然描写之中。莫里亚克的自然描写中,交织了异端的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的激烈碰撞”(笔者译) [6]。从《沉默》最初的命名、作品中大量自然描写以及作家对自然描写的考量来看,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作品以及创作者远藤的秘密。联系上文提及的自然描写与情节结构的相似性,结合叙事结构和逻辑,自然描写如何与情节布局相配合呈现该秘密,秘密的内容究竟如何,是一个颇有趣味的问题。

然而据笔者调查,先行研究中对自然描写的考察可谓之少。中村国男涉及《沉默》时只提到了梅雨期的雨,指出其与主人公罗德里格的心境相呼应的特点;兼子盾夫结合基督教图像学原理探究了《沉默》中特定自然景观所蕴含的象征与比喻意义。可以看出,现有对于自然描写的研究,多从特定场景出发考察,并未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结合情节逻辑分析其整体特征及内涵。因此,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申丹提出的整体细读法,按照布雷蒙提出的故事情节逻辑的概念,深入挖掘每部分情节结构中自然描写的特征,该特征与情节逻辑的相关性,以及如何辅佐情节结构共同体现何种创作秘密,从而进一步感受作品内涵的复杂性。

2. 希望的自然:主动改善的决心

布雷蒙认为,在叙事作品中,只有人类计划,才令事件具有意义;而根据成全或是阻碍这一计划,叙事作品的事件皆可划分为两大基本序列:“要得到的改善–改善过程–得到改善”和“可以预见的恶化–恶化过程–产生恶化”( [4], p.157);此时若改善不是出于偶然,便会出现一个具有主动精神、把改善作为需要完成的人物来担负的施动者( [4], p.160);这些施动者能够用行动来对抗与其不利的变化过程( [4], p.163)。《沉默》中的“人类计划”起始于葡萄牙德高望重的教父费雷拉已经弃教变节的消息。面对该消息,教会内部的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是异教徒的捏造和误传,也就是说,希望遏制事态的恶化,改善这一状况。此时具有“主动精神”的改善人物出现–费雷拉的学生–罗德里格、卡尔倍等神甫,决定铤而走险,去日本调查事实真相,以破除谣言,证明老师信仰的坚定性。至此,“人类计划”的初始目的浮现:罗德里格为了阻止这一谣言的传播,改善当时天主教在异国传播不利的状况,决心赴日传教。此处需要明确的是教会和年轻司祭的态度以及背后隐藏的本质情绪。当面对费雷拉弃教的消息时,教会表示:「世界の果てとも言うべき一小国でフェレイラが転宗させられたという事実は、たんなる一個人の挫折ではなく、ヨーロッパ全体の信仰と思想の屈辱的な敗北」( [7], p.9);年轻司祭在表示对日本的认知时,也使用了「地の果てと思われた東洋の、しかも最端にある日本」( [7], p.10)等字眼,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不对等思想的背后,西方传教士对所持基督教信仰的骄傲荣誉感,认为其能征服一切的强烈的自信心,以及由此而来的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和决心。

禁教的故事背景则从反面深化了这一情绪状态。关于江户幕府残酷的禁教,井上清( [8], p.41)指出,1614年至1635年因拒绝弃教而被处于死刑的基督教徒多达28万人。作品前言部分分别对十六、十七世纪江户时代初期日本残酷的禁教政策和非人道的刑罚进行过叙述,「一五八七年以来、日本の太守、秀吉が従来の政策を変えて基督(きりすと)を迫害しはじめると、まず長崎の西坂で二十六の司祭と信徒たちが焚刑に処せられ、各地であまたの切支丹が家を追われ、拷問を受け、虐殺されはじめた」( [7], p.5);「特に長崎では一六二九年以来、タケナカ・ウネメとよぶ奉行が暴虐非道、人間にあるまじき拷問を信徒たちに加え、熱湯のたぎる温泉に囚人たちを漬けて、棄教と転宗を迫り、その犠牲者の数は日に六、七十人をくだらぬときもあるという話だった」( [7], p.11);「日本では三万五千人の切支丹たちが一揆を起こし、島原を中心にして幕府軍と悪戦苦闘した結果、老若男女、一人残らず虐殺されたとのことである」( [7], p.13)。如此,作品前言部分基于史实的叙述,告知读者《沉默》中主人公所面对的严峻时代,在如此残酷的情况下仍坚持前往,反面烘托出罗德里格等人信仰的热忱坚定,不为牺牲的精神以及对基督教无所不能的笃信意识和荣誉感。

带着上述积极情绪计划传教的罗德里格开始了改善的第一步:乘船抵达中转城市澳门。司祭们搭乘印度舰队出发时,葡萄牙的海港城市呈现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黄色い河口がおわり艦船が青い真昼の海に出た時、彼等は甲板に靠れて金色に光る山をいつまでも眺めた。農家の赤い壁や教会」( [7], p.12)。尽管罗德里格在澳门的传教士处听闻了日本当时对天主教的种种迫害,但他在从澳门出发前往日本的途中,最先表达的仍然是色彩明亮的自然景观以及有鲜活生命力的小动物形象:「空は青く晴れ、帆は満足そうに膨れ、飛魚の群れが銀色に光りながら波間をはねるのがいつも見えました」( [7], p.28)。这样的叙述描绘了余裕状态下的罗德里格,仍然感受着充满希望的美好自然。不仅如此,根据基督教美术论,青可以被解读为“真理、永远、无限、调和、希望”(笔者译)等含义( [9], p.392),而鱼则象征着洗去污浊的新生命,暗示接受洗礼后的基督教徒( [9], p.364)。此处第一人称叙述下的自然描写,凸显了罗德里格内心想要表达传教士内心满怀希望,试图改善传教困境,渴望将福音传播到日本这片异教风土的干劲和热情,和上述积极情绪相呼应。

积极的情绪状态也需要消极的现实打击。司祭们的海上之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也经历了暴风雨的猛烈攻击。暴雨过后,弹尽粮绝的船队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流,司祭眼中也是一片迷茫沉重的景象:「その日まで陸地も島影も全くみえません。空は灰色に広がり、時々まぶたに重いくらいの薄陽が船にさします。我々は悲しみに打ちのめされて、白い牙のような波の歯をむきだしている冷えたい海にただ眼をやるだけでした。だが神歯我々を見棄てられなかったのです」( [7], p.31)。此处自然描写尽管是「陸地も島影も全くみえません」、「空は灰色に広がり」以及「重いくらいの薄陽」的一片令人绝望的光景,但「白い牙のような波」在主人公看来,依然充满希望,“神并未抛弃我们”。“白”在基督教中是“无罪”、“纯洁、圣洁”的象征,“光”则意味着“天使的微笑”( [9], p.391-392)。困境描写中的圣洁场景展现,同样反面烘托出了司祭心中对信仰的热爱和一往无前的决心,突显出疲惫困顿中闪现着的希望和人物积极改善的心态。

抵达日本后,面临衣不附体、食不果腹、居不能安的生存环境,罗德里格的所观依然是美好的。雨天时,司祭并不甘于沉沦,而是幻想着远处的美好:「遠く、そこだけ薄陽の照っている丘を想像する」( [7], p.43);当雨终于停止后,司祭看到「小屋の板戸の隙間から、白い光が一条、さしこんできたのではっきりとわかりました」( [7], p.43)。“雨天”对“太阳”的想象以及“雨”停后,“白光”照射进来,可以认为彰显着人物内心始终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从罗德里格出发至入境日本开始传教为止,该阶段的自然描写充满生的希望之感,暗示了人物正积极主动地履行改善行为,以及内心尚存的对于恩师的下落和传教未来的希望和期待。

除此之外,作品多处出现的关于小动物的动态描写,其背后也隐藏了司祭罗德里格对宗教信仰的热情和信心。诸如像前文提到的「飛魚の群れが銀色に光り」( [7], p.28)。“鱼”在基督教中被视为主耶稣的象征,此处越出水面的飞鱼,极富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可以视为神的召唤。由此看出在罗德里格内心,传教布道履行的是神的旨意,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才会有呈现如此充满神谕的场面。而雨停后把门推开,「雑木林の中から鳥が唄を歌っているのが、湧き出る泉のように聞えてきました」( [7], p.43),此处充满生命力、发出悦耳动听歌声的小鸟,给人一种雨后充满无限希望的喜悦感。远藤本人表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喜爱以小鸟等常见的动物来代指耶稣( [3], p.92)。此处的小鸟也可以看成是神对于信徒的凝视和传教行为的关注。从灵动生机的飞鱼群,到树林中欢快歌唱的鸟。面对未知的生存境遇,对自然界活力生命的细腻描写,暗示了罗德里格内心对神性的向往,对基督教信仰的荣誉自豪感,以及此刻进行改善行为的坚定性。

综上可知,尽管处于禁教形势严峻大背景下,但从启程至初到日本时,罗德里格所述的自然景观大致充满着希望和美好,并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作者运用这样的自然描写原因有二,首先是暗示人物内心对于宗教信仰的笃信和热爱、骄傲与自信,并渴望将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处的信念,即证明费雷拉清白以及用教义滋养异教风土的强烈主动的改善决心。远藤周作在「一枚の踏絵から」( [6], p.181)中指出,费雷拉能够不畏千辛万苦,来到日本传教,除了所谓的冒险精神,更大的动力在于其将基督教当做普世真理的信念、内心传教的巨大激情以及为东洋人提供帮助的心意;如果没有这些,司祭是很难克服众多的苦难的。由此,可知作者在《沉默》中该阶段采用积极的自然描写叙事策略,其目的就是展现人物内心强烈的改善动力,加强上述叙事效果。其次为后续情节发展提供一个类似于“过山车”下坠前的缓慢铺垫,使得情节发展更为戏剧化,令读者产生一种冲击感。

3. 绝望的自然:不断恶化的现实

布雷蒙认为,当开始序列的功能,即改善和恶化出现以后,叙述者的行动可能达到目的,也可能未达到目的( [4], p.154),也即是说,行为的后果具有未知性,改善行为的后果可能是持续恶化的状况。在《沉默》中,随着司祭抵达日本并力图改善恶劣的传教情势,故事发展逐渐进入未知的变化过程。在抵达日本不久后,因为传教活动频繁司祭们最终被官兵发现,从而间接导致了村民一藏和茂吉的死亡,状况不断恶化;亲眼目睹残酷殉教过程的罗德里格与同伴被迫分离,他开始了山中的逃亡,面对极大的生存困境。后由于弃教者吉次郎的出卖,最终被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恶化的第一步开始于接受官兵盘问并首次亲眼目睹殉教的过程。恶化的表达隐藏在对于“雨”的描写转变上。“雨”一改之前的轻松余裕的状态,被赋予了沉重、灰暗甚至腐朽的特征:「梅雨が始まりました。毎日、途絶えることなく細かい雨が降ります。この梅雨は全ての表面も根も腐らせてしまうほど陰鬱な者だと初めて分かりました。部落歯まるで死人のように荒涼としています」( [7], p.71)。茂吉、一藏拒绝踏绘弃教并再次被官府带走,整整十日村民苦苦等待但仍杳无音讯,罗德里格在目睹了信徒们在残酷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痛苦挣扎之后,对于一直未曾显现提供帮助的神的高大伟岸的形象,心中开始出现质疑。“雨”特征与司祭初到日本有关雨的描写成了鲜明的对比,“绝望”的色彩开始展现,可以说,这种陡然转变暗示了司祭内心信仰出现裂痕,也注定了接下来的改善行为不会一帆风顺。

在第一步,除“雨”的意象转变之外,色彩由明至暗的变化也暗示了恶化的到来。在茂吉和一藏被关押十日之后,最终被决定施以殉教处罚。他们被绑在海中央的木桩上,任海浪击打,最终力竭而亡。据笔者统计,在殉教的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期间,包括「暗い」、「灰色」、「黒い」等颜色在内,作者描写海岸、礁石共使用了5次与黑色相关的沉重、冷郁色彩。兼子盾夫( [10], p.46-73)指出,根据基督教美术色彩论,黑色是恶魔支配下的,代表死亡的颜色。此处高频出现的“黑”、“暗”色彩暗示了死亡和牺牲,烘托了日本当时禁教政策的严酷,侧面暗示了改善的不易性和恶化的必然性。茂吉和一藏咽气时的自然描写在平淡的叙述中将该阶段的氛围引至高潮:「午後、再び潮が少しずつ張りつめ、海がその黒い冷たい色を増し、杭はその中に沈んでいくようにみえます。白く泡立った波が時々、それを越えて浜辺に打ち寄せ、一羽の鳥がすれすれに海をかすめ、遠くに飛び去っていきました。これで全てが終わったのです」( [7], p.74)。“黑冷的色彩转浓”,死亡的绝望加重;“鸟”飞向远方,意味着“生”的希望消失,两条生命彻底结束。平淡客观的叙述反衬出罗德里格内心巨大的痛苦和绝望,表现了主人公对神毫无作为的旁观者姿态的强烈疑问,暗示了其内心信仰的裂痕和后续改善行为的困难性进一步加深。

由于第一步的恶化——“抓捕–审问–殉教”没能得到遏制,导致进一步的恶化到来。罗德里格由于“连累”了众村民而被认为是“祸害”,被“抛弃”后不得已开始在山中流浪,与吉次郎相处后最终仍被其出卖给了官兵。弃教者吉次郎是恶魔的代表者之一,与其相关的场景描写暗示了罗德里格内心焦躁不安的情绪。伴随吉次郎的场景描写,作者多次使用了“苍蝇”、“猪”、“老鼠”、“野狗”、“驴子”、“蜥蜴”等令人感到丑陋不堪的动物。石内澈( [11], p.66-82)表示,在基督教之中“蝇”、“犬”、“蜥蜴”、“蛇”都象征着恶魔的行为。在罗德里格流落荒山,和吉次郎单独相处,吉次郎拿咸鱼干投喂饥肠辘辘的罗德里格时,罗德里格仿佛看到吉次郎眼中存在着「満足したような、蔑むような表情」( [7], p.93)。这一切都说明,对于主人公而言,吉次郎是会刺激其软弱引诱其叛教的狡猾恶魔的代言人。而后来当吉次郎将罗德里格出卖给官兵前,自然描写加剧了令人不安的躁动气氛:「草いきれのなかで乾いた音をたてて虫が羽をすりあわせている。一匹の蜥蜴が不安そうに石の上に這い上がり、素早く逃げていきました。陽にさらされながら、私をった蜥蜴の臆病そうな顔」( [7], p.97);「白い石の上を蜥蜴がふたたび這いまわり、林の中で喘ぐように初蝉の声が聞え、草いきれの臭いが、白い石の上を漂ってきました」( [7], p.100)。周围的自然描写深刻凸显着吉次郎的恶魔诱惑形象,暗示着主人公内心躁动不安、饥渴难耐的情绪,预示着坚定信仰的逐步消解和危险的到来,恶化状况的进一步发展。

上文提到,改善行为的结果可能以失败告终。但这未必是序列的终点。布雷蒙表示,一个变化过程的结尾,有可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开场( [4], p.155);而坏事有可能接二连三,一个恶化又引出另一个恶化( [4], p.158)。被捕后的罗德里格从翻译处得知费雷拉神父已弃教的消息,意味着其没能阻止谣言的传播,反而证明了传言为真,这标志着上一序列结束,改善恶化局势的行为未完成。结合上文中欧洲教会对待费雷拉弃教的态度(对于整个欧洲的思想和信仰而言是一场挫折,一个屈辱的败笔),该序列的未完成实则体现了对高大伟岸的基督教的普世价值的反诘。因此当确定了费雷拉弃教的消息后,罗德里格的内心才涌现出一种不安、恐惧的情绪:「あの人までが転ぶようでは、とても自分にも、これから見舞ってくる試練は耐えきれぬかもしれぬ――この不安が突然、胸をかすめた」( [7], p.119),他拼命的压抑着这股“不愉快的想象”,但这股想象来源于无意识深处,「意志とは無関係に浮かんでくる」( [7], p.119)。费雷拉作为德高望重的先师,面对残酷的异教风土尚且失败了,自己又能否经受如此严酷的试炼和考验,罗德里格对于这一问题的信心动摇了,因而产生了不安恐慌的心理。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这种恐慌是一种令人耻辱的恶化情况,是必须被改善和纠正的。因此,在没能成功证明费雷拉神父的清白之后,罗德里格再次试图改善内心恐慌不断加深的局面。也即,新的改善行为开始。

新一轮的改善行为开始于与禁教势力井上的辩论。其中,辩论场景的自然描写,暗示了异教徒井上筑后守带来的宗教对立和诱惑,这种诱惑加深了罗德里格的不安和躁动,从而间接反映了新一轮行为恶化的不可避免。围绕井上展开的自然描写中,常常包含着两种复杂甚至对立矛盾的意象:「さきほどまで鳴いていた蝉の声はやんだが午後の光はさらにきびしくなっている」( [7], p.141);「蝉が鳴き出した。曇母のようにきらきらと光る午後の光」( [7], p.142)。“蝉”的鸣叫代表基督教中耶稣的“重生、转生”,是宗教中被歌颂的荣光;而“光”则是希望的象征( [10], p.54)。例句既包含“蝉”、“光”等寓意神圣的自然风物,又有代表宗教异端的“蝉声止”、“恶毒的阳光”等意象。“堕落”和“新生”,“善和恶”,这样两种完全对立的意义,都被包含自然隐喻之中。可见,作者意欲借助这些戏剧性色彩浓厚的“善与恶”、“宗教与反宗教”、“神与魔”共存的自然场景,暗示了主人公并未完全将井上置于宗教异端的对立面,体现了司祭内心信仰世界的巨大冲突性,间接暗示了其内心的不安焦虑情绪恶化加剧。

情绪的再次恶化来自于作品中第二次独眼信徒殉教。现场的自然描写,通过语言的重复和冷静客观的叙述立场,突出强调殉教前后自然场景的无变化,从而体现司祭内心愈演愈烈的不安恐惧,以及对信仰愤怒、质疑:「むきだしの中庭に白い光りが容赦なく照りつけている。真昼の白い光りの中で地面に黒い染みがはっきり残っていた。片眼の男の死体から流れた血である。さっきと同じように、蠅が乾いた音を立て鳴き続けている。風はない。さっきと同じように一匹の蠅が自分の顔の周りを鈍い羽音で廻っている。外界は少しも違っていなかった」( [7], p.153)。由于“风”具有“圣灵”的象征( [9], p.330),“蝇”代表“恶魔的手下”,是罪恶的象征( [9], p.357),因此“无风”暗示了这种被异教精神笼罩下的“绝望”,“蝇到处飞”则衬托了异端的神对于主人公放弃信仰的引诱。宗教异端交织的自然描写,投射出主人公内心激烈的对于信仰对错的质疑,反映了其内心宗教世界的皲裂以及不安、恐惧的深层入侵。

目睹殉教的次数越多,内心“绝望”的范围渐趋扩大,不安和恐惧也就不断深化,恶化就越难以遏制。当第三次面对卡尔倍和信徒们的殉教时,「青鈍色の単純な波が相変わらず浜を噛んでいた。曇歯太陽を覆い隠して鉛色に低くたれこめていた」( [7], p.169)。据日本国语大词典,“青鈍色”多用于丧事或佛事相关方面,因此预示了卡尔倍和信徒们即将牺牲的命运。而“噛んでいた”(啃噬)、“覆い隠し”(遮蔽)更进一步暗示司祭内心希望被吞噬、遮蔽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司祭面对即将到来的殉教,脑海中不停的浮现出前两次殉教时的场景意象。这些意象的反复被视为“是远藤为自然描写赋予一种隐含的意义的尝试”( [12], p.55-74)。由此可以了解,不断反复的殉教场面,不仅暗示了即将到来的、毫无挽救希望的牺牲,还包含有对神的无动于衷的行为的追问和愤懑。可以说,第二轮的改善行为不仅没有成效,反而逐渐滑向不可挽救的地步。

而弃教者恩师费雷拉的出场和“劝降”,深刻撼动了第二轮改善计划的行动根基,加速了恶化进程。费雷拉与罗德里格会面后,针对日本的精神风土,发表了“日本泥沼说”这一言论:「この国にはお前や私たちの宗教は所詮、根をおろさぬということだけだ」、「この国は沼地だ。やがてお前にもわかるだろうな。この国は考えていたより、もっと恐ろしい沼地だった。どんな苗もその沼地に植えられれば、根が腐り始める。葉が黄ばみ枯れていく。我々葉この沼地に基督教という苗を植えてしまった」( [7], p.188-189)。基督教并不适合日本风土的发展,过去几十年的传教并未使教义在日本扎根的观点,彻底动摇了罗德里格内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从根本上冲击了对神的构建。与费雷拉会面后的罗德里格,看到栅栏外的景色:「真黒な梢の上に出ている月が駕籠にあわせて西へ西へと動くように見える。その月の色は凄まじかった」( [7], p.194)。“真黒”、“西へ西へと動く”、“月の色は凄まじかった”等表达都让读者清晰的感到司祭内心的绝望不安,预示着未来以及罗德里格内心被压抑着的焦虑情绪,皆滑向恶化的深渊。

综上可知,罗德里格作为主动改善的人物,怀着为恩师费雷拉洗清污秽的初始目的抵达日本进行传教,前期的改善行为较为顺利,直至接受官兵盘问并首次目睹信徒殉教,自然描写逐步充满沉重、绝望的色彩,暗示着改善行为开始停滞不前,甚至逐渐恶化。至被捕后得知费雷拉的确已经弃教的消息,第一轮的序列以改善失败结束,意味着挽救关于费雷拉弃教流言的未完成。上一序列的结果导致了下轮序列的发生。罗德里格面对真相,内心逐渐升腾起不能战胜的恐惧和不安,作为基督教徒的他试图阻止这一个体情绪,第二轮的改善行为产生。然而在其与各方势力的争斗冲突中,自然描写始终呈现绝望、恐慌、不安等特征,实际暗示其内心焦虑、绝望情绪的恶化也在不断加深。如何从不断滑向深渊的恶化进程中脱出,成为叙事推进的关键。

4. 救赎的自然:神性与人性的结合

恶化的进程不会无休止,叙事作品要维持其情节架构的完整性,必须出现一种内在张力,使之与原有的恶化相对抗,才能维持平衡。布雷蒙表示,面对日渐恶化带来的打击,被打击者有以下三种战略:逃遁(试图中断与打击者的任何关系)、协商(接受同打击者保持关系,但尝试将敌对关系转变为良好关系)、反击(接受敌对关系,但是与打击者针锋相对) ( [4], p.172)。根据以上三张方式,笔者认为,《沉默》中经历了一系列打击的罗德里格,在分别尝试了山中逃亡(逃遁)、辩论(协商)以及试图殉教(反击)等三种方式之后,选择不同于以上三种的第四条路:正视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接受软弱人性与崇高神性之间的敌对关系,既不试图转变成友好关系,也不针锋相对,而是维持一种神性与人性的平衡状态,而真正的救赎正是发生于对软弱人性的同感以及由神性激发的爱与宽恕的行为。也就是说,罗德里格人为地终止了第二轮阻止、压抑情绪的行动,任神性和人性在意识间流淌。而最终阶段的自然描写,恰恰也呈现着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特征。

首先在作者所构建的弃教当天的自然场景中,充满了对弃教行为的肯定。作品中,在翻译官预言「今夜、お前は転んでいる」( [7], p.203)的情节设计下,作者一反灰暗色彩的运用,自然描写呈现一片暖色调:「午後の光にかがやいた湾のむこうに大きな入道雲が金色に縁どられながら湧いていた。曇歯なぜか空の宮殿のように白く巨大だった」( [7], p.203)。上总英郎( [13], p.48)指出此处的自然描写对作家乃至基督教作家而言不仅仅是简单反应人物情感,而是体现了神的恩宠。笔者认为,根据宗教中对“云”的想象,“云”代表神的宫殿,神的坐骑,神的天幕;云带来大地上的丰饶,因此是神的爱与真实,是神的真理( [9], p.332),此处引文中将云彩比喻成天空的白色宫殿,极富神谕,暗示着踏绘弃教行为的神圣崇高性。

而在夜晚的踏绘时刻,作者描绘了一幅幅宁静平和、充满神旨色彩的自然景象,暗示了罗德里格的弃教行为得到了神的宽恕和包容。罗德里格在费雷拉的劝导下一步步走出监狱走向踏绘的圣像,自然场景中的“黑夜”的范围逐渐缩小,黎明的“白光”逐渐扩大:「夜が少しずつあけはじめてきた。今まで闇の塊だったこの囲いにもほの白い光がかすかにさしはじめた」( [7], p.216)、「開いた戸から白い朝の光が流れ込んだ」( [7], p.217)、「黎明のほのかな光。光はむき出しになった司祭の鶏のような首と鎖骨の浮いた肩にさした」( [7], p.218)、「朝が来た。鶏が遠くで鳴いた」( [7], p.219)。圣经意象中,“黎明”总与“基督的复活”相结合( [9], p.328),而“白光”不仅仅单纯指自然之光,还是“神的福音”、“善”的象征( [9], p.338);“雄鸡”宣告着黑夜过去黎明到来,意味着战胜了黑暗和死亡( [9], p.369)。象征着“邪恶的支配”的“暗夜”,被神圣的白色日光所打破;而“远处的鸡鸣”,不仅仅意味着黎明的到来,还隐喻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作者意欲通过这样的自然描写,凸显主人公选择踏绘救人的决断的正确性,以此说明主人公罗德里格虽然遵循人性的软弱弃教踏绘,但他也不再拘泥于教会对服从、殉教的光荣歌颂,而是选择体会、感悟人性的弱点,继而根据神的旨意做出爱的牺牲,正是这样的爱让罗德里格的弃教行为最终得到救赎。作者运用这些意象无疑是想传达一切黑暗、邪恶的东西都将消失,最后留下的就是神的庇护和恩宠这样的思想,而这也意味着司祭罗德里格的弃教行为得到了神的认同和宽恕。

弃教后的罗德里格虽然接受了神的宽恕和爱,信仰内容有所转变,但内心却并非安详平静,该阶段的自然描写也体现出了司祭作为个体的人,内心苦闷孤独的情绪。盂兰盆节的当日:「夕暮れが来ると湾の海で反射する光が余計に暑苦しさを感じさせた。街道から内町に入ってくる俵をつんだ牛車の輪が光り、白い埃がまいあがる。牛糞の臭いがこの頃どこに行っても臭った」( [7], p.220),盂兰盆节是追悼已逝故人的节日,浓浓的悲伤感飘荡其间。感受到节日的氛围,罗德里格联想到故土的习俗,因此自然描写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其内心的郁结悲伤,以及对故乡的思念。元月四日再见井上并与其会谈,得到日本人的名字和一位日本妻子,同时再也无法远渡大洋回到故园。这期间的自然描写:「風はないが空はどんよりと曇り、寒さもかなりきびしい」( [7], p.233),「鉛色の空の下に同じような色をして拡がっている海」( [7], p.237),「夕暮れになって雲が少し割れ、弱々しい陽がさした」( [7], p.238),无不凸显出司祭内心阴郁、低迷的个体情绪。

以上分析可知,以探究费雷拉的弃教真相为出发点,罗德里格展开第一轮序列的改善行动,该行动以费雷拉已弃教的消息而告终,即该序列未完成,而这种未完成性正表明了对基督教普世价值的质疑,从而降低了其神性。而罗德里格由此引发的恐惧不安软弱的情绪,正是第二轮改善序列的对象。经过一系列恶化进程,罗德里格人为终止了第二序列的改善,而是正视并接受了人性中的软弱和恐惧,并任其在意识中流淌,与神性共存。通过叙事作品中序列的未完成性与人为终止的行为,作者隐藏在《沉默》后的秘密得见天日:将个体从教会和历史的灰烬中捡拾出来,聆听他们的声音,并试图恢复被群体压抑着的个体的人性,努力实现神性与人性的共存,体现了远藤文学人文主义的关怀。

5. 结语

远藤周作曾言“我喜欢看风景,觉得小说中的风景描写非常重要,因而旅行中做的笔记关于风景的非常多”( [5], p.18)。而《沉默》中的大量的自然描写确实在作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以上考察来看,自然描写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呈现出希望、绝望、救赎的特点,体现出“主动改善–现实不断恶化–取得平衡”的叙事逻辑。透过《沉默》中自然描写的特征,以及其体现的“首尾接续式”的序列组合和行为的未完成性的叙事逻辑,我们不难窥见作品背后的秘密是作为基督教文学家的远藤周作关注人性的懦弱,对个体情绪的人文关怀,试图实现神性与人性的调和。较以往单纯从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叙事作品的方法,结合叙事结构和文本描写,辅之以宗教相关理论进行的《沉默》研究,无疑进一步说明了作品内容框架的复杂性,从而突显出其内涵的深刻性。

致谢

在本人的研究生生涯中,要感谢各位老师授以的专业知识和认真严谨的工作学习态度。要特别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曹莉副教授,感谢她为我的课题提出的很多宝贵意见,以及在修改论文的过程中给予的耐心细致的指导。在此,对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同学、家人给予感谢。

参考文献

文章引用: 曹 莉 , 马亦飞 (2020) 作家的秘密:《沉默》中自然描写及其叙事逻辑。 世界文学研究, 8, 31-39. doi: 10.12677/WLS.2020.8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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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上総英郎. 遠藤周作論[M]. 東京: 春秋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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