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实力”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onnective Power”

作者: 李振福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刘永麟 , 关静荣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关键词: 国家实力“锐实力”“通实力”理论National Power “Sharp Power” “Connective Power” Theory

摘要:
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经典的国家“软实力”理论,近30年过去后,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依旧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面对新一轮的新兴国家崛起,西方国家开始指责中、俄、印等新兴国家刻意发展“锐实力”。然而,新时代呼唤着对新型治国方略与全球治理模式的深入探索。从实力与国家发展的本质出发,总结时代发展的规律,对比经典国家实力观,从而归纳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国家实力观——“通实力”理论。“通实力”理论以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符合世界发展需求,是一种互利共惠的国家实力形式。

Abstract: In the 1990s, the famou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Joseph Nye put forward the classic national “soft power” theory. After nearly 30 years, the old concepts such a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old war thinking, and zero-sum games still affect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face of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emerging countries,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accuse China, Russia, India and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of deliberately developing “sharp power”. However, the new era calls for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new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Starting from the essence of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umming up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aring the view of the classic state of power, the theory of national power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onnective power” is summarized. The theory of “connective power”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t aim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meet the needs of world development. It is a form of national power that is mutually beneficial.

1. 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矛盾不断累积,致使全球治理困境的加剧、国际冲突的升级和新一轮的国家兴衰成为新时代国际社会的典型标志,国家对新型治国方略与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关注的课题。

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国家“软实力”的概念,其主要依据的是世界政治实力结构发生了转化,实力的强弱不再仅仅依靠资源,改变其他国家行为选择能力成为国家实力的关键 [1] [2] 。近30年过去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依旧存在,世界上重要大国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大多处于非均衡状态,各国普遍存在“治理赤字”,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分化现象。经济金融化、社会严重分化以及民主政府失灵的“美国病”;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以克服主权与超主权、扩大与深化、民主与效率、同一与多元、开放与安全、自主与依赖之间的诸多悖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化陷阱”“民主化陷阱”“两极化陷阱”“腐败陷阱”和“依附陷阱”等问题凸显。各国之间政治互信下降、战略矛盾上升、地缘格局波动,致使美欧趋冷、美俄龃龉、美日生变、美印靠近、中俄走近、中印竞争、中美竞合等现象级事件同步升温,诱发地区各类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升级 [3] 。

现代国际关系在“变”“乱”交织中发展,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发展“软实力”时,又被无情地指责为“锐实力”或“某某威胁论”。国际社会急需一种新的国家实力理论出现,用以解释和驱动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

2. “通实力”概念的提出

2.1. “通实力”概念的提出背景

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和新一轮的国家崛起,使得世界各国意识到国家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国家实力观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发挥程度以及如何取得与国家实力相对应的国家利益。

然而,不同的学者对于国家实力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美国政治家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将其定义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动的力量” [4] ,罗伯特·达尔认为国家实力是指那种“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 [5] 。美国“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权力和相互依赖》中将国家实力描述为“对资源的控制力或者影响结果的潜能” [6] 。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实力要受多方要素的影响,如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科技、国家社会制度的优劣、国家意志及国家生存能力等” [7] 。经济实力、精神文化实力都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国家实力理论越来越重视由多种实力要素组成的综合平衡的国家实力观 [8] 。国防大学教授顾德欣、黄琦将国家实力定义为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及对外部影响的力量的组合 [9] 。国际关系中实力的含义明显区别于实力资源,军事、经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都是实力资源或实力资源的延伸,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力。从实力的概念出发延伸国家实力的含义,国家实力是指政府、国家拥有和管控以及利用资源的综合潜能以实现预定目标的能力。

国家实力的概念由来已久,自国家形成至今,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实力侧重方向和不同的国家实力观。大航海时代的国家为取得占优势地位的资源,而不断发展以扩张、扩充为主导的国家实力,即“扩实力”;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侵略为主的国家实力发展模式逐步向实现综合影响的模式转变,西方国家为了避免再度爆发不必要的军事战争并且为了维护战后取得的最大利益,先后发展以分裂、强制和诱导为主导的国家实力,即“裂实力”、“硬实力”与“软实力”;而后,当西方国家无法完全取得预定利益时,便基于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软硬兼施的国家实力,即“巧实力”。“扩实力”、“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而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实力理念造就了不同的历史现象。例如,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国际战略的基础是军事实力,战争成为国家政治的延伸,解决问题最终还要靠军事实力。而二战前后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成为其国际地位的象征,逐渐形成了“硬实力”,英美等国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软实力”是在冷战结束前后美国以如何确定自己的世界地位入手,抨击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衰落论,提出“软实力”理论,以文化魅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构为依托的同化力,有效的控制政治环境,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选择。在近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美国形成了以“文教经援”、“民主扩展”、“舆论引导”措施为主的“软实力”干预模式 [10] 。而面对现如今的全球化治理难题与政治经济新秩序重构,需要采取一种更为符合时代背景的国家实力理论。

进入21世纪,随着新一轮的国家崛起,各国的国家实力不断演化,国家实力的含义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如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体系中所讲的,实力的强弱不在于资源,而在于改变其他国家选择的能力,实力的关键不再是拥有最多的资源,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资源,以扩展国家权力进而实现预定目标。经济、军事能力等“硬资源”不再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因素,此观点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点有所趋同,全球冲突的根源在于文明的冲突,军事战争是冲突到达临界值后的集中爆发,政治文明秩序成为其内核。实力的运用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如何形成强关系,吸引和利用资源,扩展国家实力。

2.2. “通实力”的概念和内涵

“通实力”是指事物之间的一种连通能力。其中涉及的事物可以是相同事物也可以是不同事物。“通实力”也指事物之间的联系程度,是一种标量,可以直接比较大小 [11] 。

“通”作为一种传统理念,在物质和精神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体现。从医学上看,中医讲究气血畅通才能人体安康,人的身体不适往往是由体内的气血不畅所导致的,病即为不通,通则无病;同样,西医从细胞和结构方面上讲,认为细胞的破裂、生长和运动的不畅是导致人体生病的主要根源。从经济学上讲,货币的流通速度和效率越大,越能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程度。在交通方面,道路相通能够实现运输成本的减少,从时间和空间上创造更大的价值。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均不是独立存在的,只不过是联系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在网络中,节点的度就是衡量连通程度的一个标量,而在加权网络中,边的权重对于联系强度也是有着重要的影响 [11] 。

“通实力”的概念源自于国家形成的本源,将国家的含义予以拓展并放置于全球视野内,进一步延续国家实力的发展理念,将“通实力”打造成为以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实力理念。因而,“通实力”是国家综合利用所掌控的自身与外部的资源和能力,促进国家内部、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间以及世界各国家地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沟通、交互、理解,进而构建形成以“通”为基础机制的大系统范围的共同体。因此,关联和核心关联是“通实力”的关键。

“通实力”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对其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或者是并没有重复提取其重要含义,而只是在无形之中利用而已。同时,“通实力”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标量,对于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程度。“通实力”是一种互联互通的程度。

从国家实力观的角度,“通实力”中的“通”涵盖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实力建设在国内相“通”的稳固基础上,将自身发展融入到更大的世界范围的系统中。因而,“通实力”有着更深的自适应性,能够更好的适应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实力形式。同时,“通实力”不同于其他国家实力形式具有双重标准和冷战色彩,是一国构建出的一种联通的吸引能力,具备核心性,影响其他国家成为优先选择的连接点。“通实力”的“通”将各个国家有机连接起来,所构成的联通机制从原则上来讲并没有双重标准。

“通实力”的构建目标将分散的权力等打造成有机的共通体,载体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具象的商品贸易、交通、人员、网络等,或者常规的抽象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式,更应涵盖多元的载体形式。其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有效且独一的联结机制,正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般,形成息息相关的“命运”关系,谁都无法逃避或谁都无法取代谁,谁都无法主观的从单一方面把“通”打破或联结到新的主体。

“通实力”概念的提出,使得国家实力观成为更富有哲学思想的实力形式。“通实力”由来已久,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贯穿着“通实力”的不断演化。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国家之起源,即由于人类繁殖所需的一对男女以及生来就为主人与奴隶的相互保全欲求,自然而然地构成家庭,由此逐步形成一个自然村。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 [12] [13] 。在近现代中,大航海时代所建立的世界“通”机制成为世界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在不同程度上支撑着近现代国家的发展。就如同当今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把握,尽管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的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仍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14] 。因而,“通实力”源自于国家成立的本源,将国家的含义予以拓展,是以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国家综合利用所掌控的资源与能力,促进世界各国家、地区间的沟通、交互、理解,是符合世界发展需求的一种互利共惠的国家实力。

“通实力”的概念不但与其他理论化的国家实力理论异曲同工,更是借鉴了其中的经典理论架构。“通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实力表现方式,与“软实力”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相呼应,中国早有“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论,古希腊城邦之间也存在着实质性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指出,“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国际制度的作用逐渐凸显。相互依赖成为一种事实,但正如约瑟夫·奈与基欧汉的相互依赖的概念所言,相互依赖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并强调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 [15] 。全球化是相互依赖的最大化过程,谁都无法忽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更要侧重于从整个系统的角度肯定系统中各种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对所有系统单元的整合作用。在大系统的范围内考虑各要素的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分析行为主体的联系强度与对大系统的反馈作用,国际机制网络的拓展才能使得国家实力的提升。此种联系并非仅仅是经济的,也存在战略的、环境的、观念的相互联系。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连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通实力”的外延和特征

3.1. “通实力”的外延

“通实力”所构造的联系并不是为了侵占他国利益,与“扩实力”、“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等国家实力形式完全不同,不是只顾自身主体的利益,而是以共通体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扩实力”是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建设的主思想,典型事件集中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殖民统治,西方各国大肆实施殖民统治与战争,成为早期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目标在于侵占实体资源实现资本积累、资本输出等。不可否认的是,“扩实力”的发展也是西方国家寻求构建一种联系来缓解自身所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然而,其构建关系的途径采用的是殖民掠夺与殖民战争,采取的是强制手段侵占他国利益。“裂实力”的实施阶段主要集中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到冷战时期: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秩序无法有效的满足西方发达国家的期望,也无法有效的解决相对应的历史遗留问题,为阻碍他国的发展,遗留下相对应的残存问题,西方殖民大国实施“裂实力”,使得自身拥有较好的发展环境与机遇,变相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统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硬实力”的典型发展时期为美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过分的追求军事上的优势,简单认为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威胁、冷战、对峙等方式,侵害他国利益,实现自身发展。“软实力”的兴起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都在充分的考量冷战的弊端以及国家实力的深刻含义,加之时代主题被进一步深刻理解,认为军事、资源等实体实力已经发生转移,权力被进一步转移到文化、意识等方面,然而在不同国家建设“软实力”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软实力”实际上一定会出现双重标准,无法有效的区分强制与非强制手段,表面的非强制手段仍是打着虚假旗帜的侵害手段,而非强制的手段使用又被蓄意描述成侵害他国利益的行为。

“通实力”的目标与“裂实力”相反,“裂实力”是为利用自己手中已掌握的资源与权利,在有历史渊源但制度、信仰等因素存在差异的地区,以“伪调节”的方式,蓄意制造分裂;“通实力”主张建立一种互联互通的方式化解冲突,积极有效的调节“裂实力”的产物。“通实力”又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含义延伸,不局限于特定的实力资源,而是从实力的本源出发,关注于其吸引、利用资源的能力,扩展国家权力。“通实力”旨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点在于有效的解决国家与地区间的冲突与矛盾,化解内部矛盾与冲突,在自身发展国家实力的同时,构建世界共同体,进一步适应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

“通实力”概念与“扩实力”、“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等其他形式的实力概念相承接,顺应国际局势的发展,调整国家发展的方向,发展适合时代潮流的实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起到导向、制定和控制的能力。“通”成为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特征,又是“实力”实现影响的基础,无论是任何一种强制或非强制实力的吸引或影响力,都必须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通”成为更为基础的实力表现形式。“通”的覆盖面也不仅仅局限于“软、硬”实力的单一面,而应是具象资源与抽象能力的总括。实力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方向,不必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发展,而是形成关系网络影响其他地区或国家。

从以往国家实力形式的内涵可以看出,“扩实力”、“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以及“和实力”都是“通实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不管是“扩实力”、“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还是“和实力”都是通过实现“通”来达到国家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扩大的目的。其中,“裂实力”看起来是要切断两个行为体的联系,是要实现“不通”,但这种西方国家依靠“不通”而造成的自身影响力的扩大,也正是“通”作用的体现,使其“不通”,让其发展受阻,正说明使用者认识到“通”的巨大作用。所以说,“不通”也是一种“通”。

不可否认,世界各个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影响因素。以往经典的国家实力概念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国际关系现状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通实力”的提出,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每个国家都会在复杂关系网络中发挥影响作用,关系的强弱也在复杂网络关系中不断变化,外部环境或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改变也会影响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一观念摒弃了单一极主宰世界的惯性思维,波动、转化与联系成为“通实力”的主要特质。构成的复杂关系处于同一维度的考量范围内,不会出现双重的判断标准,真正的形成国家实力在对比中衡量,网络的核心成为重要的实力点。然而关键节点也并不意味着唯一,谁都有机会成为世界关系的关键点。

可见,“通实力”的构建并非空想而成,而是基于对经典实力观的总结概括,抽取国家实力观的本质要素而形成的更具广泛应用的实力理论。“通实力”理论继承了传统经典实力观的发展理念,又进一步从本质上解释了实力的含义与特质。但需要强调的是,“通实力”的内涵与特质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实力”可能会被批判为是为了打造普世价值观与普世文明,使世界形成一种“均势”。但是,我们都理解甚至赞同,世界是无法形成一种均势局面的。东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完全达成一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不可否认,表面上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似乎正接受着共同的价值观、信仰、体制等,但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全面认可。实际上,人类社会中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例如都会把烧杀抢掠看作是罪恶的,我们只是似乎生活在一个单一的文明世界里,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被一层纸所覆盖,一点既破。“通实力”并不是为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的输出,而是为了营造出一种相互理解的协调机制,正如阎学通教授对比普世性民族主义时认为的那样,当任何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最先考虑;当其他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其他利益要让位于民族利益 [16] 。无可厚非的是,“通”实力的建设也必然首先服务于自己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而后再去考虑世界人类的利益,最终目标是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通实力”亦或被批判为是为了抵制冲突或战争,实则我们并不否认冲突或战争是“通”的一种形式。从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出,历次的战争都会带来文明的交流与传播,只是军事战争不应成为此时代发展“通实力”的主要发展形式。同时,“通实力”更能体现出是对经典实力观的延续,两次世界大战也是“通实力”发展的一种表现。我们并不否认军事战争对于国家实力的建设作用,在特定的时间阶段,被迫的发动战争也是发展“通实力”的一种途径,任何的实力观都不能忽视冲突或战争的作用。

“通”不能仅从字面上的理解。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存在形形色色的关系,其中政治互信是合作与交流的基础,经贸活动是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形式,文化交流与科技合作是未来国家交流与合作的发展趋势。“通”的概念,更要从所形成的影响力的强弱角度理解,就好比“强度”与“流量”的概念。关系的强弱需要从基础的影响力的角度考量,实力的大小则在比较中凸显。简单来讲,影响力大的一方具备更大的实力,潜在的关系或弱关系发展成强关系时,国家就会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发挥出巨大的影响作用,也就是将潜在的资源转化形成实力,将观念中的实力转换为现实的实力。

“通实力”需要摒弃强制的方式构造关系,而是以一种求同存异的心态,以独立自主为前提,进行联系和沟通。“通实力”不同于软实力,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使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强行引诱他国的加入。面对“东升西降”,西方的精英界披着学术的外衣,用“锐实力”的标签,批判中国等国家试图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以贿选、经济威胁等尖锐的方式渗透甚至霸凌他国。“通”也并不是抵制冲突,只为合作,而是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如约瑟夫·奈教授所做出的世界相互依存的概念: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事件相互影响的情势。依存并非仅仅是合作,大国交往中必然存在博弈。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人误入歧途,陷入“零和”博弈与“囚徒”困境的陷阱,行为主体的观念与策略选择才是跳出困境的决定因素。因而,“通实力”的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双重标准与敌意。

3.2. “通实力”的特征和意义

“通实力”作为国家实力的一种形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对象众多。“通实力”“通”的对象包含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或行为体,单一“通”对象是不具有“通实力”含义。第二,具有联系性。“通实力”“通”的对象,也就是多个国家或行为体之间具有联系性,即可连通性,国家或行为体之间能够产生联系。国家或行为体可以不具有同质性,但不同的国家或行为体之间可以通过联系建立起“通实力”。第三,交换性。国家或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可以是不同属性之间的联系,但在联系过程中将产生物质、信息、文化、能量等的交换 [11] 。第四,正向性。国家或行为体之间通过联系往往会产生价值的增加或者成本的减少,也称为熵的减少,不确定性的减少。第五,整体性。也可称为系统性,“通实力”在各个国家和行为体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使其相互协调,进而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实现整体的价值。同时,因为“通实力”也强调内通,所以每个国家和行为体也会在内部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对应各个国家和行为体共同形成的大系统,这些相对独立的系统可以称作子系统。

“通实力”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通实力”使得系统内部更加有序进而达到动态平衡。系统内部不断地出现连接和断开,系统是动态变化的,不断形成局部最优和整体最优。当系统出现问题时,说明系统内部的连通性较差,连接数较小,而断开数较大。例如,年轻人的体内细胞的增殖数大于细胞的死亡数,老年人的体内细胞的增殖数小于细胞的死亡数 [11] 。

其次,“通实力”能够加强事物之间的联系,促进事物之间的互联互通。“通实力”能够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连接,对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组合优化,通过不断调整关系程度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通实力”通过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能够加强事物之间的连通度,建立更加庞大的连通网络,促进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实现事物之间的互联互通 [11] 。

最后,“通实力”能够推动事物向正的方向发展,提升事物存在的价值。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多方面的,向不同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通实力”能够在事物之间建立或加强联系强度,提高事物之间的信息传递,进而为事物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能量,促进事物的发展水平,进而提高事物向正向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事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4. “通实力”的重要性

二战以来国际环境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深刻转变:前30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前30年中只有冲突与战争,后30年中不存在冲突与战争。谁都无法否认,一系列战争与冲突的存在。实际上,很难说发生多大的国际环境恶化会影响国家战略的走向。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我们能预见到:“我们的未来无比光明,但前方的道路不会平坦。”其实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首次论断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的主题,随后的国际发展环境更是对此加以多次验证。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的时代主题,那么以往的国家实力观念是否已经被时代抛弃?以往的经典实力观从本质上讲没有什么错误,受当时国际局势、国际环境影响,发展传统实力也并不是破坏国家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经典实力发展理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国家实力、世界局势,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向更高层次发展。然而,“扩实力”和“裂实力”的理念是只为一己私欲,这与如今的全球化、一体化已显得格格不入。危害他国利益,必然也会波及自身,不能单纯地将自己作为世界的唯一主宰,谁都无法逃避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现实。“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协同建设,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我们更需要长远的目光,剖析实力发展理念的深层含义,发展适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实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外,“通实力”理论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主权国家的平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通实力”发展观是发展中国家抵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减小南北问题的重要手段,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效途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续与发展,适合世界国家的综合实力建设,更符合未来的国家实力发展理念。

“通实力”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国家与世界各国息息相关,能够搭建起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各主权国家实施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的实力发展观,谋求共通的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成为全球发展的建设者与推动者。

5. “通实力”的作用

“通实力”理念由来以及,面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各相关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已经逐步认同并发展了相对应的“通实力”体系。追本溯源可至国家的建立初期,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早就深刻认识到“通”实力的重要作用,对内实现高效的“交通”,对外实现有效的“联通”,这成为“通实力”的基础形式。“通”自始至终表现出来强大的社会推动作用,“通”的特性也表现出国家实力的发展不因为国家、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而恰恰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追求实力发展的进程中,进一步完善了“通实力”理论体系。

不难发现,在封建主义社会时期,亚、欧、非洲等国家就认识到“通实力”的重要性,对外交流、经贸合作、文化传播等形式多样的“通实力”模式应运而生。发现新大陆、郑和下西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东游、鉴真东渡等熟知的历史史实,无一不在印证古人对于“通实力”的深刻认识。“通实力”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联通,对于国家自身的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通”是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全球化进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大幅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全世界的交流。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起初,地中海的权力和财富掌握在意大利与希腊人手里;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阿拉伯人开始显赫于地中海;后来,葡萄牙与西班牙进行了收复失地运动,发现了新航路并进行了环球航行,意大利城邦失去了他们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19世纪,北欧的法、英、荷三国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主导了大西洋的经济活动,其中一部分国家的影响力延续至今。

近代社会中,工业革命通常被认为是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历次的工业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新时代,以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为主要标志,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英国成为其中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成为世界霸主 [17] 。19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器和内燃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人类第一次进入到“电气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世界逐步演化成为一个整体 [18] 。剖析工业革命的原因与影响,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全球殖民市场的需要,殖民扩张、海外贸易是当时的主要对外“通实力”手段,虽然这种“通实力”手段存在强制性和毁灭性的特征。为了发展符合自身的国家实力,“通”成为其重要的诱导因素与影响。伴随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形成了高效的联通机制。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初步形成了的世界市场,也进一步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英国、美国等国家成为世界霸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转变,欧洲传统强国的实力下降,美国的实力大大提升,战后经济秩序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需要,以求恢复世界经济,稳定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美国借机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等,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美国也通过对世界经济的有效联通与控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强国。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谁能有效的联通与控制,谁能拥有强大的'通实力',谁就有可能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通”的含义有了深刻的变化,但可大致看出,“通实力”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必备要素,也是维持世界强国地位的主要因素。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实力主要依靠经济、文化的控制,中国与意大利曾经把控欧亚大陆主要的经济枢纽。而后世界市场的形成,法、英、荷等国家的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国家崛起的重要筹码,与此同时,中国的闭关锁国使得以往依靠联通形成的实力荡然无存。二战后的美国对于时代变更做出深刻理解,建立起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用美元这一“通”元素构建自身的强大“通实力”,在世界经济交流中成为最为重要的关键节点。

“通实力”发展对于国家实现强国梦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实力发展过程也始终不知不觉的践行了“通实力”的发展理念:顺应时代的全球化发展潮流,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结论

国家实力观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步演化,全球治理困境的加剧、国际冲突的升级和新一轮的国家兴衰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特征,“通实力”概念从实力和国家的本源出发,总结不同国家实力观的异同,建立一整套指导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通实力”理论既对传统经典实力观中的共性给与高度关注,又开创性地提出“通”的特性,强调世界各国和行为体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和行为体间的关系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影响因素。

面对不断演化的世界局势,各相关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已经逐步认同并发展了相对应的“通实力”体系。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通”是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全球化进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通实力”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谁能有效地进行联通与控制,谁就有机会成为世界强国。“通实力”理论将极大地推动和平自主的国际环境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建设,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目标。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对于本文的认真审稿和给与的充分肯定。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北极航线战略与海洋强国建设研究”(13&ZD170)和大连海事大学重点科研培育项目(3132019307)的资助。

参考文献

文章引用: 李振福 , 刘永麟 , 关静荣 (2019) “通实力”理论研究。 社会科学前沿, 8, 1281-1290. doi: 10.12677/ASS.2019.8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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