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苏“葬礼外交”研究
Study of Sino-Soviet “Funeral Diplomacy” in the 1980s

作者: 赵文彬 , 周东辰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关键词: 葬礼外交中苏关系邓小平戈尔巴乔夫Funeral Diplomacy Sino-Soviet Relations Deng Xiaoping Gorbachev

摘要:
20世纪6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中苏同盟破裂,中苏进入了长达20年的冰河期。70年代,由于在美苏两极格局中苏联处于弱势地位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却走向缓和,使得苏联进一步孤立,苏联领导人将同中国改善关系提上日程。从1982~1985年,由于苏共总书记易主频繁,苏联几乎年年国丧,中国领导人敏锐抓住这一特殊历史契机,频频开展“葬礼外交”,主动同苏联改善关系,苏方对此也积极回应。葬礼外交的开展既是中苏关系解冻的破冰锤,又是日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敲门砖,对中苏关系的缓和意义重大。

Abstract: In the 1960s, due to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broke down an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the ice age of 20 years. In the 1970s,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 was in a weak position and deep in the quagmire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Sino-US relations tended to ease, the Soviet Union was further isolated. Soviet leaders put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on the agenda. From 1982 to 1985, due to the frequent change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Soviet Union, Chinese leaders seized this uniqu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engaged in “funeral diplomacy” frequently, which took the initiative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oviet side also responded positively. The funeral diplomacy was both an ice breaker for the thaw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 stepping stone to normalize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the eas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 引言

“葬礼外交”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外交交往方式,虽然只能在特定的时期进行,但却有特殊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苏之间的“葬礼外交”,是发生在中苏关系20年结冰期末尾的事件,就其特殊历史时期来看,意义格外重大。中苏通过“葬礼外交”的形式,进行高层会晤,逐步开启了中苏关系的破冰之旅,由此可见葬礼外交对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80年代“葬礼外交”的分析,结合中苏两国对外关系的转变,总结“葬礼外交”在中苏关系的和解上有怎样的作用,以及对中苏最终恢复邦交正常化有怎样的意义。

2. 60~70年代,中苏关系的冰河期

1960年代作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在这一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中苏关系由“蜜月”坠入“冰河”。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在华专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沉重打击;1961年,苏共22大上,中国所认为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大成之作《苏共纲领》通过,中共开始对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1962年发生的新疆伊塔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等事件逐步加深了中共对苏共的修正主义性质的认识。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壮大,我国领导人认为取代苏共成为国际共运领导党的时机已到,于1963年与苏共进行公开的大论战;1964年,由于边界谈判未果,中苏由于地缘因素互视对方为假想敌,中苏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步升级,由意识形态的斗争转向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敌友姿态开始发生实质上地转变;1965年,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三月会议上围绕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新冲突,标志着国际共运的分裂;1966年中共拒绝参加苏共23大,两党的组织联系中断;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中苏同盟彻底破裂。自此,中苏由意识形态斗争发展为局部战争,从互帮互助的共产主义兄弟变成水火不容的敌人,从1965年到1982年,在这20年间中苏的官方来往几乎断绝。

由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已经完全破裂,再加上苏联入侵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等诸多因素,中国在1970年代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重拾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国家安全利益开始超越意识形态上升为中国最基本的外交准则。与此同时,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加上国内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使得新一届尼克松政府开始在不放弃苏联为最大假想敌的基础上重新考虑美国的国际战略布局,并以“关岛主义”为代表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中美双方国家战略及国家立场的接近使得1970~1972年间中美高层不断接触,并在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即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美需要合作共同反对苏联的扩张。随后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为标志,中美初步达成和解。1973~1974年,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联合制衡苏联的战略,即联合这一条线上的国家,共同反对苏联霸权。我国的外交实践也由“两个拳头出击,既反苏又反美”开始调整为“一条线一大片,连美抗苏”的外交策略。而同时期的苏联也在不断改变针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战略政策,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引导下,苏联开始持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施强硬态度,并开始全球范围内的扩张。1964年10月~1969年间,苏联不仅直接出兵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而且蓄意挑起了珍宝岛争端,使得中苏关系及社会主义阵营完全破裂,据统计在此期间由苏方挑起的军事争端多达4189起 [1] ;在世界范围内,1971年苏共24大上,勃列日涅夫抛弃赫鲁晓夫的三合路线,对美国展开全球攻势以及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加强了称霸世界的战略,并于1979年悍然入侵的阿富汗。由于自珍宝岛冲突之后,中苏双方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方面,双方均开展了全方位的互相敌对行为,使得中苏两国之间关系恶化到极致,中苏关系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冰河期。

3. 承前启后,80年代的葬礼外交

1979年,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中苏双方开始就国家关系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谈判。虽然由于双方意见和分歧依然十分巨大,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使得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以此为契机,中苏双方在联系中断了近20年之后,开始了外交层面的“破冰之旅”。

与此同时,1980年代国际大形势与中苏两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也促使两国开始转变相互对抗的外交政策和思路,使得中苏两国的双边关系在这时期得以转变。中国方面由于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中共纠正了极左的外交方针,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或者建立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论亲疏、坚持对外开放、国家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的新的外交方针,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 [2],“无敌国外交”开始成为我国的主要外交理念。同时,中国新时代的对外开放迫切需要一个相对安宁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局势,特别是苏联作为中国北部最大的邻国,中国北部边境安定与否的根源即系于中苏关系的好坏,同苏联改善关系有利于北部的对外开放,多重原因作用下使得中方显露出希望同苏联恢复邦交的愿望。而苏联一边,由于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深陷战争泥潭,并且在全球与美国的争霸日趋激烈,军备竞赛压得苏联喘不过气来,使得苏联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和经济包袱,此时与中国改善关系,可以使苏联加以缓解在中苏边境的边界压力,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国家安全。由此,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城市塔什干纪念大会上提出,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地位,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3]。此次宣言不仅缓解了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同时特别强调的台湾问题更明显是对中国示好,表达出了苏联方面对于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强烈意愿。但是,由于国际局势和双方国内局势的种种掣肘,虽然中苏双方都表现出缓和的意愿和迹象,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谈判时机。

虽然于1982年上半年开始,中苏双方就启动了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然而真正使得中苏双方高层得以会晤并使得中苏关系得以真正缓和的,却是从1982年到1985年连续三次的“葬礼外交”。

1982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猝然逝世,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中国领导人马上意识到这是缓和甚至重塑中苏关系的绝好时机,并迅速做出了反应:中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时间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去唁电,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亲自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进行吊唁,并派遣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葬礼,“葬礼外交”由此开展 [3]。此次的“葬礼外交”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要决策,而这些活动也创造了二十年来的多个第一:如这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就非庆典事给苏方发来电文;是我国领导人十七八年来第一次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是我国领导人十三年来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见面 [4]。由这些第一可以看出,中方以高度的热忱对待同苏联的关系,并视之为同苏联外交关系转变的一个重大的契机。在黄华特使起飞前往莫斯科后,邓小平安排了一个所谓的“机场谈话”,由胡乔木主笔,内容主要是:肯定勃列日涅夫是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 [5]。邓小平的这个安排可谓是意义深远,本次黄华特使吊唁团,主要目的是去试探苏联新一届领导人的对华态度,以参加葬礼的方式开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路,邓小平的“机场谈话”安排,从中方的角度肯定了勃列日涅夫,并向苏方抛出勃列日涅夫逝世之前对恢复中苏关系持积极态度这一观点,也希望新上任的领导人可以将中苏正常化之路走下去。

邓小平将这次“机场谈话”作为黄华未到莫斯科之前的一个敲门砖,对苏共进行试探,果然,这次“机场谈话”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当黄华抵达莫斯科机场时,前来迎接的除了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还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伊利切夫首先对机场谈话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赞扬了机场谈话中的内容,并对中方的此次到来表示欢迎,这种举动反映出了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也象征了一个好的开端。果然,在接下来的葬礼与之后的接待和会见中,中方代表团也受到了超规格的待遇。在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中方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墓观礼台的第一层水泥阶上,在黄华特使身后站着的是一些亚非拉国家的党政首脑,这样的站位安排,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葬礼之后,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会见各国吊唁代表团,中方代表团被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安德罗波夫在会见时紧紧地握住黄华特使的手表示欢迎,黄华特使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交谈了3、4分钟(安德罗波夫与别的代表团仅交谈1到2分钟),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对中国党和政府派遣特使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表示感激,他相信中苏关系一定会好起来。在得到了新一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之后,黄华特使还不忘了解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态度,因此他主动约见了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双方外长在进行交谈时,苏方外长说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中国朋友,苏方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黄华外长则强调消除“三大障碍”(越柬问题、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以及苏联在蒙古的驻军问题)才能使中苏关系缓和,由于涉及苏联的根本利益,起初苏联外长避而不谈,之后提出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免谈,双方外长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3]。中苏双方外长这次会谈,虽然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却打破了中苏长达20年的高层互不接触局面。此次葬礼外交,成功推动了中苏双方高层的接触,以黄华特使为首的吊唁团也完成了此行的目的,成功将我方想要同苏方改善关系这一信息传达给了苏方,并成功的获得了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为代表的苏共高层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向,第一次葬礼外交,可谓圆满,双方分别了解了对方的意图,这有利于双方更好的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并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建立了良好的开端。

第一次“葬礼外交”之后,新上任的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对中苏关系持积极态度,1983年8月27,安德罗波夫在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谈到了中苏关系,他说,在近20年来,中苏两国关系一直不正常,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中出现了某种积极的趋势,在当前国际关系日益尖锐化的时期,中苏关系健康化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6]。但由于安德罗波夫年事已高,虽然他表现出了积极地对华友好,但是在双方没有达成实质进展之前,便于1984年2月9日突然离世,中方再次抓住这个机会,进行第二轮的“葬礼外交”。

首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发去唁电,2月11日,中共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为首的吊唁团前往莫斯科吊唁 [3]。此次吊唁团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次的友好交谈,希望以提高规格的方式使苏方意识到中方改善关系的诚意,并再次试探苏联领导人的政策走向。苏联对我方吊唁团十分重视,刚当选的苏联新一届总书记契尔年科在葬礼后礼节性会见了万里副总理,并且安排“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担任过50年代援华总顾问的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同万里会谈。会谈期间,阿尔希波夫高度评价了中方的态度,并非常感谢中方可以来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并说苏联新一届领导人将会为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

此次的“葬礼外交”,中方继续圆满收场,中方在提高团长规格的同时,苏联方面也将会谈的规格加以提高,这体现了中苏双方可以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对话。并且苏方派遣曾经担任过“蜜月期”援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与万里进行会谈,这也体现了,苏方希望通过当时“蜜月期”的那种互帮互助的兄弟党模式,表达苏方希望中苏关系可以重归于好的强烈愿望。这一次的“葬礼外交”,使得双方在领导人会见规格和双方愿望上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得中苏双方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并促进了1984年底阿尔希波夫访华等一系列促进中苏关系友好的事件。

1984年,经过两轮的“葬礼外交”,中苏关系虽未正常化,但是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改善。新上任的契尔年科总书记也对中苏关系建设提出宝贵意见,他在10月26日会见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巴特蒙赫时说,苏联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会在这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我们总是把同中国进行建设性谈判的大门敞开着。11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67周年庆祝大会上,葛罗米柯说,苏联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并使这一关系得到改善,两国代表继续保持接触是有益和重要的。这无疑肯定了中国在前两次“葬礼外交”中所做出的努力,同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十四次大会上,中苏两国外交部长实现历史性会见,打破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两国外长不相见的局面。这无疑为世界各国传达了一条中苏关系将改善的信息。1985年,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契尔年科总书记由于疾病离世,中方沿袭传统,对苏联进行第三次“葬礼外交”。

1985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去世,中共除向莫斯科发往唁电外,还派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吊唁。与前一次不同的是,上次同万里副总理会谈的阿尔希波夫是50年代援华总顾问,而此次派遣的李鹏副总理曾于50年代留学苏联,这无疑是对阿尔希波夫的一种回应,也是希望此次“葬礼外交”可以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果然,苏联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了体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与李鹏进行了单独的会谈。这是20年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进行正式的会谈。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方面真切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并且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李鹏表示中方正为此进行努力,希望两国今后在各个领域取得发展。这一次的“葬礼外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领导人直接同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双方交换了意见,本着互谅互让的方式,中苏关系开始进一步改善 [7]。

三次“葬礼外交”的开展,使得中苏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过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总统)和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16日访华,在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时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苏两党也实现关系正常化。中苏之间经过20年的冰河期以及多年的谈判,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葬礼外交”可谓功不可没。

4. 葬礼外交的意义

中共分别于1982、1984、1985年这三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开展“葬礼外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打破了正常外交渠道的束缚,利用苏联领导人去世的特殊时期,以吊唁的方式同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表达愿望,虽非首创,但却成为了中苏关系缓和的开创事件。其次,“葬礼外交”打破了中苏领导人之间无法交换信息的局面,通过中苏双方领导人直接面对面的进行会谈的方式,实现了两国高层之间的信息交流,为两国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关系的转向开辟了道路。再次,中苏领导人之间通过“葬礼外交”的方式形成了职位对等式的接触,反映了两党的交流是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即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反应了苏共方面改善了对中共党的看法。同时,中苏三次“葬礼外交”中,会谈的职位也体现出了一种递进式的提高,由第一次的外长级,到第二次的副总理级,到第三次的国家核心领导人级,这种职位上的升高体现出了中苏双方对互相的重视,体现出了中苏双方对中苏关系改善的意图的不断加强,也体现了中苏在双边关系利益上的趋同性。最后,中国通过“葬礼外交”的方式,尝试修复破裂的中苏关系的方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借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采用“葬礼外交”的方式对两国的交往具有强力的促进作用。

“葬礼外交”对80年代中苏关系的改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葬礼外交”既是中苏关系缓和的敲门砖又是中苏关系恢复的破冰锤,对1989年中苏关系恢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委党校创新工程项目“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CDCJ03)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引用: 赵文彬 , 周东辰 (2019) 20世纪80年代中苏“葬礼外交”研究。 历史学研究, 7, 77-82. doi: 10.12677/OJHS.2019.73011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 1969-05-25.

[2] 田曾佩.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3] 沈志华. 中苏关系史纲[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4] 李景贤. 回首前行路前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半个世纪的亲历亲闻[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5] 刘金田. 邓小平一代领袖的国际风采[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6] 沈志华, 于沛.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7] 马叙生. 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J]. 东欧中亚研究, 2001(2): 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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