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环境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型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Pro-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Its Applicability Analysis in China

作者: 李祺溦 , 赵靓靓 , 赵子豪 , 王轶楠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杨 盈 :心理教育中心(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关键词: 亲环境行为社会认同干预措施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Social Identity Interventions

摘要:
文章介绍了最新提出的从社会认同层面解释个体亲环境行为机制的模型,即基于社会认同的集体行动模型(SIMPEA)。该模型考虑了集体自我对环境评价和行为的影响,为解释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并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预措施和政策提供了新思路。文章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用SIMPEA,提出针对中国的亲环境行为干预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做出展望。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pro-environmental action (SIMPEA) which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pro-environmen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SIMPEA considers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self-definition o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behavioral response,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dividual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 new thinking for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polic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SIMPEA, we propose the intervention suggestions on Chinese pro-environment behavior and make a prospect for future researches.

1. 引言

近年来,由于人类行为及其影响的累积,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环境危机。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人们越来越关心生态环境(Chang & Wu, 2015),各国政府也相继出台政策以应对环境问题。在中国,由于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资源能源的需求必将加大,而生态环境质量形势日趋严峻,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所以环境保护也成为了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政府更是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人们对于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研究者们也已经把环境保护行为纳入了心理学研究领域,并且用“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一词来特指那些能够减少生态伤害、提升环境质量的行为(Scannell & Gifford, 2010)。亲环境行为既涉及私人领域行为,包括个体对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态圈的生存与发展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倾向;也涉及公共领域行为,如发起环保类社会组织、推进相关议题等(张庆鹏&康凯,2016)。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已经揭示了大量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和心理变量(如人格、自我建构、情感)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影响(王建明&吴龙昌,2015),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关注行为者的个人决策过程(e.g., Lee, Kim, Kim, & Choi, 2014)。然而,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通常是大规模的、人类共同面临的艰巨困境(Hardin, 1968)。在这些集体行为所导致的集体性质的危机面前,对亲环境行为的提倡仅停留在个人行为层面显然不够,还需要扩展视野,从群体行为层面进行考量。

社会认同理论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它解释了个体所获得的对所在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影响个体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以及社会行为。身处群体中的人会将集体纳入自我,行为受到集体观念与动力的深刻影响。社会认同理论描述了这种“我们”思维的状态(Reicher, Spears, & Haslam, 2010)。“社会认同”的集体可互换状态使人们容易进行集体评估、目标和行为倾向,他们在内群体中共享这种倾向,在精神上从个体行为者转变为集体行动者。

Fritsche, Masson和Reese在2017年提出了亲环境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Pro-environmental Action, SIMPEA),它概述了内群体认同、集体规范和目标、集体效能等社会认同变量如何影响人们对环境危机的评估和应对,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亲环境行为的理论模型。由于许多中国人的自我观念与集体、圈子关系紧密(费孝通,1998),该模型十分契合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有利于解释及干预国人的亲环境行为。

总之,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对人类环境心理和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希望通过介绍亲环境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型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反映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对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应用提出建议,为我国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2. 亲环境行为社会认同模型的理论渊源与发展

2.1. 理论渊源

本在亲环境行为研究领域,以往环境评估和行动模型中描述了作为个体,认知与动机等因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亲环境行为。但是,他们大部分没有从群体行为层面深入探究(Reicher, Spears, & Haslam, 2010; Tajfel & Turner, 1979)。即便这些认知、动机因素中的部分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如社会规范或道德价值等(Nolan, Schultz, Cialdini, Goldstein, & Griskevicius, 2008),它们也总是与个人的自我定义有关,而不涉及集体的自我定义。例如,计划行为理论(Ajzen & Fishbein, 2005; Bamberg & Möser, 2007)、规范激活模型(Schwartz & Howard, 1981; Klöckner & Blöbaum, 2010)等关于亲环境行动决定因素的观点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理论没有考虑人类将自己所属的集体或社会群体纳入自我的能力。在社会认同的影响下做出的决定不再是完全个人化的,而是依赖于集体观念和动力。当人们以群体成员(“我们”)来定义自己时,他们会在集体认知和动机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和行动、以群体规范来调整他们的环境行为、以群体期望来衡量个人亲环境行为的有效性,等等。因此,在当今人们共同面临大规模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人类的集体自我定义有助于解释人们如何评估和应对危机。社会认同理论可以为促进集体的亲环境行为提供独特的途径。

社会认同理论由Tajfel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在群体行为的研究中不断发展起来。后来Turner又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Tajfel (1982)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成员所具备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社会认同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社会分类是指个体在把对象、事件和人归类的过程中试图把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别最大化,夸大群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似和与群体外成员的区别。社会比较是指个体把自己所在的群体与其它群体在权力、声望、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比较,这个过程使得社会分类的意义更明显。积极区分原则是指在群体中个体自我激励的动机会使个体在群体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比其他成员更出色。积极区分的原则起作用,满足了个体获得积极自尊的需要。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了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试图解释个体所获得的对自己所在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

总之,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等主要社会认同过程以及二次过程(如内群体规范)来塑造个体的行为。研究表明,在个人层面或集体层面引发的情绪、动机会作用于三个核心社会认同变量(内群体认同、集体效能感、内群体规范)相关的群体心理过程。这三个变量影响着人们对环境危机的评估和公共或个人的行为反应。人们对某个群体的认同会促进群体比较,由不同的群体比较得出的内群体类型的变化,会使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差异性的理解(比如,“我们的群体是亲环境的/不重视环境问题的”)。如果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评估与个人或者内部群体有关,那么它将会引发有倾向的环境行为。

现有的社会认同模型,很难直接应用于亲环境行为,因为:1) 目前这些模型应用于大规模的群体行为,而亲环境行为也包括私人行为。2) 目前研究中的群体行为模式多适用于政治团体,涉及亲环境行为的群体却具有多样性。3) 多数模型忽视了与外群体无关的威胁引发的集体行动,而环境危机正属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因此,在社会认同的视角下提出新的亲环境行为模型是具有意义的。

SIMPEA调整并扩展了基于社会认同的集体行动模型(Thomas, McGarty, & Mavor, 2009;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以预测基于群体的环境行为。它包含了一些有效的社会认同变量,这些变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环境问题评估、环境相关行为以及它们的关系。虽然SIMPEA旨在解释个人的私人行为决策,但它与个人层面的决策模型不同。它填补了亲环境行动的个人主义模式所造成的空白,考虑了集体自我定义对环境评估和行为的影响。

2.2. SIMPEA的基本内容

SIMPEA将情绪和动机、内群体认同、内群体规范和目标以及集体效能感确定为四种基本的社会认同过程,并假设四种过程与个体对大规模环境危机的评估和反应有关(如图1)。Fritsche等(2017)认为,亲环境行动通常是由对环境危机的初步评估或危机的特定因素引发的。如果这种评估表明环境危机与个人或者内群体有关,那么它将在个人或集体层面引发某些情绪和动机,这些情绪和动机推动了与三个社会认同变量(内群体认同、集体效能感、内群体行为规范和目标)相关的过程。这三个变量相互影响人们在个人和公共领域做出有助于环境状况的反应,即亲环境行为。

Figure 1.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pro-environmental action

图1. 亲环境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型

具体而言,SIMPEA将内群体认同、规范和集体效能作为社会认同核心变量,认为它们都能影响群体成员的环境评估、亲环境倾向与行为。首先,对相关内群体规范、目标或集体效能等内容的感知决定了人们如何感知和评估危机(Rabinovich, Morton, Postmes, & Verplanken, 2012)。例如,一个拒绝气候变化存在的群体会使得他们的成员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而集体效能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可改变的还是不可改变的,当集体效能感较高时,想到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能够提高被试的亲环境行为意图(Chen, 2016)。此外,三个变量在影响亲环境行为时相互作用:内群体认同的效果取决于内群体规范和集体效能感,同时内群体认同催化了内群体规范和集体效能感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必须将规范和效能与他们的社会自我联系起来(例如,“是的,我们可以”而不是“是的,他们可以”),才会进一步行动。与此同时,只有当保护环境成为一种显著的内群体规范与目标,且群体成员集体效能感较高(认为内群体能够实现该目标)时,高水平的内群体认同才能增加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意图(Barth, Masson, Fritsche, & Ziemer, 2018)。

此外,SIMPEA认为情绪和动机能够中介环境危机评估对群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对环境危机的评估可能会阻碍自尊,认知确定性和控制等基本心理动机的满足(Fritsche, Cohrs, Kessler, & Bauer, 2012)。当人们关注气候变化给个体带来的后果时,他们可能在个人层面上产生情绪或威胁性的动机状态,如个人的恐惧感(Chen, 2016)。而关注气候变化的集体影响,将引发群体层面的情绪和动机状态。例如,当个体所属群体被认为无法应对严重危机时,他们可能感受到集体威胁。同时,SIMPEA认为群体情绪能够直接明显影响内群体规范和目标的形成,例如,对生态的愧疚感能促使群体形成亲环境的内群体规范(Mallett, Harrison, & Melchiori, 2014)。这符合van Zomeren, Spears和Leach (2010)提出的设想,即除了群体间不公正感和由此产生的愤怒感,其他群体情绪也可能激发集体行动,如对濒危物种命运的道德义愤、对集体的可持续未来的热情等。

由于关于社会认同过程如何影响环境评估和反应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Fielding & Hornsey, 2016),SIMPEA的一些假设还需进一步研究支持,例如内群体认同、规范和集体效能感对环境评估和行动的交互影响。此外,社会认同研究迄今主要侧重于亲环境行为,而相对忽视了社会认同对环境评估的影响。例如,尽管对气候变化怀疑论组织的研究初步支持了“内群体认同能够影响环境评估”这一假设,但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内群体认同在塑造环境评估中的作用,特别是内群体认同对于规范和集体效能的影响。内群体认同也可能出现变化,甚至产生破坏内群体的行为(Sörqvist & Langeborg, 2019)。因此,SIMPEA提供了一个新的假设网络,仍然需要进行适当和充分的测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加以验证和完善。

2.3. SIMPEA在中国的适用之处

鉴于中国文化的特点,SIMPEA在中国可能具有更强的适用性。首先,SIMPEA引入了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可以在不同高度的社会层面中定义自己(Brewer, 1991)。而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情境与文化决定了人们倾向于采用不同的自我定义。费孝通(1998)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与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不同,带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多数中国人更习惯于将个人归于群体之中,更看重集体共同拥有的信念以及对事物的看法、需要及目标,在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存在冲突时,将会优先考虑组织的目标;同时也更看重“圈内”决定的规范和责任,通常用组织中的规则、要求、职责来约束和指导个人的行为(杨自伟,2015);因此国人可能更容易受群体的影响,用“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其次,人们亲环境倾向和行为可能受到文化取向的影响。Xiang及其同事(2019)的研究发现,高集体主义中国被试比高个体主义者更可能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集体主义者容易认同(内)群体规范,获得高的行动效能感。同时,民族文化价值观也能影响消费者的亲环境行为,集体主义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持有生态主义的环境价值观,促进绿色消费(佚名,2012)。这说明SIMPEA较其他个体化模型在中国具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并为研究解决国内目前遇到的环境问题提供新视角,有利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

SIMPEA理论在中国也已得到了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游梦琪(2018)发现员工的组织认同与其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组织认同对环保激励与私领域员工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一项对1 所高校675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绿色组织认同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刘宗华&郑馨怡,2018)。这表明,在中国内群体认同也能促进群体成员的亲环境倾向与行为。

此外,郭利京和赵瑾(2014)在调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时发现,农户在形成可接受的个人标准时会将同伴、其他农户的观念予以内部化,假如这些人都支持亲环境行为,那么农户本身也会表现出恪守亲环境行为的价值观念。相反,农户在得知同伴大量焚烧秸秆的信息后,其焚烧行为会显著增加。这符合SIMPEA中内群体规范能影响群体成员的亲环境倾向与行为的假设。

在群体情绪方面,杨文娇(2016)发现当群体的空气污染责任被启动之后,就会产生群体内疚和群体愤怒,并由此分别引发补偿行为倾向和惩罚行为倾向;当群体的空气保护责任被启动之后,就会产生群体自豪感,并引发支持行为倾向;群体环境责任既对群体亲环境行为倾向有直接作用,也通过群体情绪产生间接影响。同时,群体认同也与群体情绪相关,部分印证了SIMPEA认为群体情绪能够直接鲜明地影响集体规范和具体目标的形成,以及集体强烈情绪和动机也可能推动社会认同的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SIMPEA认为在一些危机面前人们不是用个人(“我”),而是以群体成员(“我们”)来定义自己。这样,对环境危机的评估和行动就不再是基于个体而是基于集体的认知和动机,影响他们亲社会行为的因素不再是个人利益、自我效能等,而是集体利益、集体效能还有集体规范等。这种集体心理理论模型可能是全球构建“命运共同体”思维,有效应对大规模环境危机所需要的。如前所述,气候变化等大规模乃至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只能通过集体而非个人的努力来解决,任何人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为都必然受到其所属集体的影响。而近期研究发现,社会认同通过个体间的互动以及关于共同观点和行为的讨论而产生(Thomas, McGarty, & Mavor, 2016)。这表明,社会认同可能在没有外群体进行比较,只在共同命运和积极的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Gaertner, uzzini, Witt, & Oriña, 2006)。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可能认同全球人类为同一内群体(Rosenmann, Reese, & Cameron, 2016)。这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增添了理论支持。人类在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面前有着同生共死的命运,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汇聚集体力量应对全球环境危机。而SIMPEA为如何更好地激发及运用集体力量、促进全国乃至全球人类的亲环境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3. SIMPEA的贡献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3.1. 理论贡献

SIMPEA是第一个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亲环境行为系统模型。它突破了以往理论从个人行为视角看待亲环境行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局限性,对西方强调亲环境行为的个人收益的个人主义观念(Klöckner, 2013)提出了质疑,强调人类常常在集体中思考和行为,创新性地使用社会认同方法来解释人类面对大规模环境危机时的评估和应对行为。与之前的模型相比,它有以下三点优势:1) 它同时适用于公领域和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2) 它适用于任何与自我相关的内群体(例如,城镇公民),而不仅仅是与环境保护主义相关的群体;3) 它考虑了人们对环境危机普遍的情绪和动机反应。此外,它使内群体认同、群体目标与规范、集体效能感这些变量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推理路径、新的假设网络、新的干预思路(Lede & Meleady, 2019)。

3.2. 现实应用

SIMPEA对亲环境行为背后的心理与社会机制的深入剖析,对于促进亲环境行为的干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个体的群体成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否会进行亲环境行动,以证明自己是集体的一份子,而对不同内群体的认同甚至可能决定他们是否认同环境危机的存在。而立足于社会认同理论、从集体视角出发、契合中国国情的SIMPEA,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快找到影响人们遵守政策和规范的关键性要素,为建设中国生态文明提供了新思路。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影响人们的内群体认同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环境评估和反应。对环境危机和环保概念的成功宣传可能会改变年轻人的内群体认同,使其相信现在的年轻人是比父辈更文明更环保的一代人,从而产生亲环境行动的责任感(Ferguson, Branscombe, & Reynolds, 2011)。其次,提高人们的集体效能感以促进他们的亲环境行为(Jugert, Greenaway, Barth, Büchner, Eisentraut, & Fritsche, 2016),例如使民众相信中国有实力、有能力发展好电动汽车行业,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更支持相关政策,购买电动汽车而非燃油汽车。此外,当一个集体行动目标成为了内群体成员的共识时(如“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决定寻求可持续能源”),可能会提升内部群体效率(Stollberg, Fritsche, & Bäcker, 2015)。同时,鉴于内群体规范可能对成员的行为产生的显著影响(Masson & Fritsche, 2014),若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描述性的亲环境内群体规范(如显示多数中国城市居民在10年内亲环境倾向或亲环境行为增长的统计数据)很可能增强其亲环境行为。最后,尽管目前较难对集体情绪和动机进行有效的干预,但可以尝试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群体情绪进行监控,如微博的内容、百度的关键词搜索数量等,以此推测群体对于环保政策的态度和环境行为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应用SIMPEA也需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存在文化差异,Talhelm等人(2014)提出的水稻理论认为小麦种植区的人更加自我,而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加看重集体,因此强调集体因素的SIMPEA可能在南北方适用性不同;此外全球都呈现个人主义上升而集体主义减少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黄梓航等,2018),现今的中年人、老年人成长于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SIMPEA可能在此类人群中最为有效。

3.3. 未来研究方向

目前探究社会认同方面的变量对环境评估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较少(Fielding & Hornsey, 2016),而SIMPEA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将相关研究进行了整合,模型中一些因果关系已经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但许多假设仍缺少足够的证据,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进一步研究内群体认同、集体规范、集体效能感对于环境评估及亲环境行为的交互作用。例如,有研究证实了内群体认同能够调节集体规范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Fielding, Terry, Masser, & Hogg, 2008),但内群体认同对于集体效能感影响亲环境行为的调节作用尚无直接证据。

第二,探究社会认同变量对环境评估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亲环境行为,对于社会认同变量影响环境评估的实证研究较少并主要关注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McCright & Dunlap, 2008),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群体(如全人类、所有地球生物等)的群体身份、内群体认同、规范等变量对环境评估的影响。

第三,将SIMPEA模型与亲环境行为领域的经典模型进行整合。为了简化模型,SIMPEA基本没有纳入个体变量,主要关注集体方面的变量和路径。而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虽然与SIMPEA路径不同,但变量可以相互补充。亲环境行为和心理较为复杂,未来可以将模型进行对比和整合,发展出更具有普适性的亲环境行为模型。

第四,将SIMPEA和社会认同理论在中国现实情境下进行验证,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措施。SIMPEA是新近提出的模型,缺少在中国的本土化检验,此外,中国人口众多,基于个人特性的个性化干预措施往往在大面积施行时成本过高,而SIMPEA为发展集体层面的大面积干预措施以及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来到了新的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心理学者应抓住机遇,结合新时代中国国情和国人的特点,深入挖掘SIMPEA等理论成果的应用价值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NOTES

*共同一作。

文章引用: 李祺溦 , 赵靓靓 , 赵子豪 , 杨 盈 , 王轶楠 (2019) 亲环境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型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心理学进展, 9, 993-1001. doi: 10.12677/AP.2019.96122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1998).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郭利京, 赵瑾(2014). 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为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4(11), 69-75.

[3] 黄梓航, 敬一鸣, 喻丰, 古若雷, 周欣悦, 张建新, 蔡华俭(2018). 个人主义上升, 集体主义式微?——全球文化变迁与民众心理变化. 心理科学进展, 26(11), 2068-2080.

[4] 刘宗华, 郑馨怡(2018). 绿色组织认同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绿色自我效能感和环境价值观的不同作用. 青少年学刊, No. 6, 3-11+24.

[5] 王建明, 吴龙昌(2015). 亲环境行为研究中情感的类别、维度及其作用机理. 心理科学进展, 23(12), 2153-2166.

[6] 杨文娇(2016). 空气污染情境中的群体情绪及行为倾向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7] 杨自伟(2015). 华人集体主义再思考——差序格局规范下的集体主义认知与行为倾向.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No. 9, 49-55.

[8] 佚名(2012). 民族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亲环境消费者行为. 新营销, No. 12.

[9] 游梦琪(2018). 环保激励对员工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10] 张庆鹏, 康凯(2016).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亲环境行为探讨.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5(2), 28-38.

[11] Ajzen, I., & Fishbein, M. (2005). The Influence of Attitudes on Behavior. In D. Albarracín, B. T. Johnson, & M. P. Zanna (Eds.), The Handbook of Attitudes (pp. 173-221).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2] Bamberg, S., & Möser, G. (2007). Twenty Years after Hines, Hungerford, and Tomera: A New Meta-Analysis of Psycho-Social Determinant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7, 14-25.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6.12.002

[13] Barth, M., Masson, T., Fritsche, I., & Ziemer, C. T. (2018). Closing Ranks: Ingroup Norm Conformity as a Subtle Response to Threatening Climate Chang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1, 497-512.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17733119

[14] Brewer, M. B. (1991).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7, 475-482.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1175001

[15] Chang, M. C., & Wu, C. C. (2015). The Effect of Message Framing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s. British Food Journal, 117, 339-357.
https://doi.org/10.1108/BFJ-09-2013-0247

[16] Chen, M. F. (2016). Impact of Fear Appeals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Crucial Determin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5, 74-92.
https://doi.org/10.1080/02650487.2015.1101908

[17] Ferguson, M. A., Branscombe, N. R., & Reynolds, K. J. (2011). The Effect of Intergroup Comparison on Willingness to Perform Sustainable Behavi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275-281.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1.04.001

[18] Fielding, K. S., & Hornsey, M. J. (2016). A Social Identity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s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2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0121

[19] Fielding, K. S., Terry, D. J., Masser, B. M., & Hogg, M. A. (2008). Integrating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o Explain Decisions to Engage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 23-48.
https://doi.org/10.1348/014466607X206792

[20] Fritsche, I., Barth, M., Jugert, P., Masson, T., & Reese, G. (2017).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Pro-Environmental Action (SIMPEA). Psychological Review, 125, 245-269.
https://doi.org/10.1037/rev0000090

[21] Fritsche, I., Cohrs, J. C., Kessler, T., & Bauer, J. (2012). Global Warming Is Breeding Social Conflict: The Subtl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reat on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 1-10.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1.10.002

[22] Gaertner, L., Iuzzini, J., Witt, M. G., & Oriña, M. M. (2006). Us without Them: Evidence for an Intragroup Origin of Positive In-Group Regar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426-43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0.3.426

[23]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Has No Technical Solution; It Requires a Fundamental Extension in Morality. Science, 162, 1243-124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62.3859.1243

[24] Jugert, P., Greenaway, K. H., Barth, M., Büchner, R., Eisentraut, S., & Fritsche, I. (2016). Collective Efficacy Increases Pro-Environmental Intentions through Increasing Self-Efficac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8, 12-23.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6.08.003

[25] Klöckner, C. A. (2013).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the Psychology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A Meta-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3, 1028-1038.
https://doi.org/10.1016/j.gloenvcha.2013.05.014

[26] Klöckner, C. A., & Blöbaum, A. (2010). A Comprehensive Action Determination Model: Toward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Behaviour Using the Example of Travel Mode Choi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574-586.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0.03.001

[27] Lede, E., & Meleady, R. (2019). Applying Social Influence Insights to Encourage Climate Resilient Domestic Water Behavior: Bridging the Theory-Practice Gap.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10, e562.
https://doi.org/10.1002/wcc.562

[28] Lee, Y. K., Kim, S., Kim, M. S., & Choi, J. G. (2014). Antecedent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ree Type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7, 2097-2105.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14.04.018

[29] Mallett, R. K., Harrison, P. R., & Melchiori, K. J. (2014). Guilt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https://doi.org/10.1007/978-94-007-0753-5_3962

[30] Masson, T., & Fritsche, I. (2014). Adherence to Climate Change-Related Ingroup Norms: Do Dimension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Matte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 455-465.
https://doi.org/10.1002/ejsp.2036

[31] McCright, A. M., & Dunlap, R. E. (2008). The Nature and Social Bases of Progressive 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Examining Public Opinion toward Social Movement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9, 825-848.
https://doi.org/10.1111/j.1533-8525.2008.00137.x

[32] Nolan, J. M., Schultz, P. W., Cialdini, R. B., Goldstein, N. J., & Griskevicius, V. (2008). 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 Is Underdetecte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913-923.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8316691

[33] Rabinovich, A., Morton, T. A., Postmes, T., & Verplanken, B. (2012). Collective Self and Individual Choice: The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mparative Context on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551-569.
https://doi.org/10.1111/j.2044-8309.2011.02022.x

[34] Reicher, S. D., Spears, R., & Haslam, S. A. (2010). The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M. S. Wetherell, & C. T. Mohant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dentities (pp. 45-62).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00889.n4

[35] Rosenmann, A., Reese, G., & Cameron, J. E. (2016). Social Identit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202-221.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5621272

[36] Scannell, L., & Gifford, R. (2010).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ural and Civic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289-297.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0.01.010

[37] Schwartz, S. H., & Howard, J. A. (1981). A Normative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Altruism. In J. P. Rushton, & R. M. Sorrentino (Eds.), Altruism and Helping Behavior (pp. 189-211). Hillsdale, NJ: Erlbaum.

[38] Sörqvist, P., & Langeborg, L. (2019) .Why People Harm the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y Try to Treat It Well: An Evolutionary-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Climate Compens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34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0348

[39] Stollberg, J., Fritsche, I., & Bäcker, A. (2015). Striving for Group Agency: Threat to Personal Control Increas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Agentic Group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64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5.00649

[40]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1-3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33.020182.000245

[41]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8). Monterey, CA: Brooks/Cole.

[42]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 603-60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46850

[43] Thomas, E. F., McGarty, C., & Mavor, K. (2016). Group Interaction as the Crucible of Social Identity Formation: A Glimpse at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dentiti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9, 137-151.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15612217

[44] Thomas, E. F., McGarty, C., & Mavor, K. I. (2009). Aligning Identities, Emotions, and Beliefs to Create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3, 194-218.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09341563

[45]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504-53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4.4.504

[46]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10).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Dual Pathway Model Analysis of Coping with the Climate Cri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339-346.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0.02.006

[47] Xiang, P., Zhang, H., Geng, L., Zhou, K., & Wu, Y. (2019). Individualist-Collectivist Differences in Climate Change Inaction: The Role of Perceived Intractabi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187.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0187

分享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