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活方式城市性的浙江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测评
Evaluation of Zhejiang Rural Population Local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Urbanity of Lifestyle

作者: 胡 滨 , 李 婕 :温州商学院国家金融发展研究室温州基地,浙江 温州;

关键词: 就地城镇化水平质量耦合协调生活方式Local Urbanization Level Quality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Lifestyle

摘要:

中国现代化质量主要受制于农村城镇化,而农村城镇化则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主要形式。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要义下,农村就地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但以往研究多是一种定性和应然研究。本文从生活方式的城市性构建了测度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指标体系,并采用2010~2016年浙江各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市性的数据,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进行测评,最后借鉴物理学的耦合协调性模型,分析了浙江沪杭半小时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三大经济带区域,其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各区域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耦合协调性均处于上升通道达至较高阶段,发展水平和质量在空间集聚上呈沿海经济带、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递减趋势;地理因素对其具有重要影响,但政府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才是决定性因素。

Abstract: The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the mainly factor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China’s mod-ernization, while the rural urbanization is the local and near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essence of the rural local urbanization is the life-style urbanization. And the studies on local urbanization mostly concentrat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So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quality of rural local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urbanity of lifestyle, and by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to evaluate the level and quality in Zhejiang from 2010 to 2016. Finally, we analy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local urbanization level and quality in three major economic zones, namely, Shanghai-Hangzhou half-hour economic zone, coastal economic zone and Western Zhejiang inland zo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each region is in the ascending stage, but i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quality show a decreasing trend of coastal economic zone, Shanghai-Hangzhou half-hour economic zone and Western Zhejiang inland area; although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t, the government system and the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decisive factors.

1. 引言

人口就地城镇化是相对于大尺度空间人口流动而言的,是一种小尺度空间区域内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变,可以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李强、王昱,2017) [1],即沃斯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李健、杨传开、宁越敏,2016) [2] 。典型如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由乡镇企业开发主导的职业非农化,21世纪由政府推动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新农村建设(吴业苗,2016) [3] 、美丽乡村建设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城镇化。但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政府推动下的巨大财政压力和资产的低效,就地城镇化并未能成为城镇化的蓝海。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进入了以城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主的城市型社会。与此相随的是:东西部经济发展政策趋同和公共服务建设完善下人口流动新趋势——由跨区域空间移动转向就地就近移动,乡村振兴战略下和限大促小城镇发展政策转向下的城镇资本、人才等要素的乡村回流。而通讯和通勤能力提升所致的城乡边界淡化、模糊,加速了“乡村原有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匹配状态逐渐瓦解”(黄璜、杨贵庆等。2017) [4],乡村逐渐凸显城市性生产生活方式,虽在空间风貌与城镇地区仍差别较大,农村发展进入以农民就地市民化为特征的村域城镇化阶段(王景新,2015) [5],返乡兼业、城乡双栖和乡村人口就地就近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转化这一新乡城发展关系和乡村生产生活模式已然常态化。

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人才、资本的乡城双向流动,既是乡村振兴缓解乡村收缩的一部分,也是内涵式城镇发展的诉求。城镇化的研究至此转向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的关注,尤其是对乡村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的关注,虽人口跨省移动迁移仍是主导路径,但对城市效率解释偏差不断扩大、解释力度显著下降,而省内、市县域的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解释偏差扩大开始大幅减缓、解释力度显著上升。即城镇化正由跨省的异地城镇化逐渐过渡到就地就近城镇化(王业强、魏后凯,2018) [6],过渡到不再以居住空间转移和职业身份的转换为标志,而是以乡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转换为主要特征。传统采用人口城镇化率来测评城镇化已不再适应。Magnarella P J (1970)、Erman T (1998)、薛德升、曾献君(2016) [7] 开始采用生活消费支出来判别人口的城市性,并且发现生活消费支出对人的城市生活质量显著正相关,但其分析研究仍是置于城乡二元框架之下,仅从消费支出来度量,忽视了乡村和城镇内部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也未考查生产方式的城市性转变以及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发展水平。本文基于城乡生活方式融合视角,选择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浙江,从生产方式、消费支出、文化素养、社会权益四个维度构建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和2010~2016年乡村人口收支结构面板数据,测评浙江省及分地区的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最后运用物理学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测度、研判浙江地市级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一方面有利于科学度量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的进展,为分类指导各区域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进程提供量化管理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测评体系对不同区域乡村地域进行测评和比对,有利于总结发现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实践经验和存在的障碍因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2. 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2.1. 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概定与测评理论依据

辜胜阻(1995, 2016)、刘纯彬(1994)等学者均表示“中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村城市化”,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应该以就地、就近为主,而且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张文忠,2015) [8],让农民过上像城市一样的生活,让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城镇化(董长瑞,2014),让农村居民进入和融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文明素养的形成(李强,2018) [9],即乡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才是城镇化的终极所指。

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在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中提出,是一种不以强调生产要素的城镇集聚,凸显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的乡村扩散、渗透的城镇化模式。国内学者对其关注源于:一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由企业、政府主导开发乡村经济引起的乡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二是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理念下,乡村人口文化素养和社会城镇化;三是长三角、珠三角沿海经济带发达区域,一些乡村没有通过空间异地大规模迁移和重组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朱宇,祁新华等,2012) [10] 。依《2016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如图1,2011年~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外出农民工占比从2011年的62.8%逐年下降到2016年的60.1% (见图1),即就近就地就业、生活进而向城镇型转换已成为乡村人口城镇化的一种趋势、特征。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生活方式分为劳动生活方式、物质资料的消费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闲暇生活方式。李强、赵罗英(2017) [11] 认为,“对某个群体消费和闲暇方式及其支出的探讨、测度可以展示其市民化的状况”。因此,李培志(2010)将这种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定义为“消费、闲暇生活方式”的乡村城镇化,也就是“衣食住行乐”(张广济,2010)的城市性。概言之就是乡村就业向乡村服务业、乡村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逐渐转变,乡村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占比逐步提升;消费结构中“衣食住行乐”的位次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明显;文化素养中村民教育、娱乐支出以及彰显社会权益的村民参保率、健康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等乡城相对差距缩减(见图2)。

数据来源:《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growth rat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2011~2016

图1. 2011~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及占农民工总量比变化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urbanization

图2. 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城市性获取过程示意图

2.2. 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测评指标选取

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一是发展水平,二是发展质量。发展水平方面,现有研究鲜有从定量角度来测度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大多只是影响因素、对策研究(王帆、胡恒钊,2015;黄文秀、杨伟忠等,2017;曾鹏、向丽,2017)和模式选择(李强,2015、2016;吴碧坡、黄少安2016;孙敏,2017)。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生活水平的变化,而生活水平则依赖于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变化,因此,本文构建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和乡村个体就业人数之和占乡村人口数的比重这一指标反映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发展水平(见公式1)。发展质量方面,从生产方式、消费支出方式、文化素养和社会权益四个维度,综合考虑指标选取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数据的可获性的基础上,构建基于生活方式城市性转换的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质量测评体系。生产方式的城市性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乡村人口收入和乡村服务也增加值的变化,因此,选取乡村人口可支配收入和乡村服务增加值来反映生产方式的城市性。一个群体的生活水平反映其生活方式(李强、赵罗英,2017) [11],故城市生活方式可从消费方式、闲暇方式来揭示(梁晨,2012),而这可从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来揭示和度量,因此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可以从消费支出和闲暇支出来考量,即衣食住行和闲暇支出。文化和底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精神,这种素养更主要体现在生活在城市中人的素养,故莎士比亚说“城市即人”,即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受城市文化素养影响,因此选择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反映乡村人口的文化素养。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还反映在社会权益的城市性,而这种社会权益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胡滨,2013) [12] 。依此,本文构建的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测评体系见表1

Table 1. Urban population lifesty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1. 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

3. 数据处理、分析方法与计算结果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17年度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各地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指标的赋权采用改进后兼具主客观性的熵值法,以解决指标标准化处理时值为0、1导致后续权重计算和取对数时无法进行的情况。测评时,依地理空间形态和经济社会紧密度,将浙江省地市分为沪杭半小时经济带、浙江沿海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三大经济带区域,先测评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即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率计算其发展水平;后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最后运用物理学耦合协调函数计算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研判其耦合协调度。

3.1. 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计算

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采用公式(1)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2

= + (1)

Table 2. Urbanization level of rural popul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

表2. 浙江省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

3.2. 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测度

首先采用改进的功效函数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熵值法进行各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和权重(结果见表1),再计算每个个案单指标得分, S i j = W j × X i j * ,最后结合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计算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 S i = p × j = 1 n S i j ( i = 1 , 2 , , m ) (结果见表2)。其中p为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率,m为待评方案数,n为评价指标个数。

3.2.1. 改进功效函数

为避免传统功效函数发变换后出现数据为零现象,用公式(2)对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x i j * = { α × X i j x i j min x i j max x i j min + ( 1 α ) ( i = 1 , 2 , , m ; j = 1 , 2 , , n ) α × x i j max X i j x i j max x i j min + ( 1 α ) ( i = 1 , 2 , , m ; j = 1 , 2 , , n ) (2)

其中, x i j * 为变量 x i j 对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数值取值范围为(0,1),取 α = 0.5

3.2.2. 熵值法赋权

将上述标准化处理后的各个指标计算其比重,然后计算信息熵和指标权重,具体如下:

p i j = y i j i = 1 n y i j ( i = 1 , 2 , , n )

e j = 1 ln ( m ) j = 1 n p i j ( j = 1 , 2 , , n )

w j = 1 e j j = 1 n ( 1 e j )

计算出的 w j 即构成权向量W, W = ( w 1 , w 2 , , w n ) 。计算结果见表1

3.2.3. 方案得分与质量测度

依据指标权重和标准化后的指标计算出各个方案的单指标得分, S i j = W j × X i j * ,然后求出方案的得分 S j = j = 1 n S i j ,再结合表2的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率,计算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 S = p × j = 1 n S i j 。计算结果见表3

Table 3.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rural popul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表3. 浙江省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

3.3. 耦合协调性测度

耦合是指物理学中两个及以上系统通过某种途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象,而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即耦合度(coupling degree),其函数为:

C n = { ( u 1 × u 2 × × u n ) / [ ( u i + u j ) ] } 1 n

其中 n = 1 , 2 , i , j = 1 , 2 , i j

但耦合度有时难以反映系统的实际水平和状态,即存在着耦合度高但实际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因此,引入了耦合协调函数反映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性。具体如下:

D = ( C × T ) 1 2 , T = α × U 1 + β × U 2

为保持 C , T 的数量级一致性,取 α = β = 0.5 。测算结果如表4

Table 4.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lifestyl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6

表4. 2010~2016年浙江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

4. 结果分析

4.1. 发展水平总体呈扬抑交错,政策推力是其发展主动力

除嘉兴一直处于上升通道、温州、丽水处于下降趋势外,不论是从全省全域来看,还是分三大经济带区域来看,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都是起伏有致抑扬交错。而从平均水平来看(见图3),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水平高于沪杭半小时经济带,也高于浙西内陆区;但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则以2015年为边界,在此之前浙西内陆区高于沪杭半小时经济带,而之后则相反,这暗合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轨迹,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城市群经济带导向的政策嬗变。浙江从2003年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后,美丽乡村建设便进入了政策出台密集期,特别是《浙江省美丽乡村行动计划(2011~2015)》的出台,迎来了美丽乡村建设的高峰期,2015年的《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则将美丽乡村建设转向内涵和质量发展阶段;沿海经济带则得益于其乡村渔业和深海洋加工业的高附加值所带来的乡村经济高速发展。这说明浙江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是一种政策推力结果,虽在一度程度上有朱宇、祁新华等学者所言的自发性和市场化行为,但政策推力是其主要作用力。

Figure 3. Urbanization level of rural population lifestyle in Zhejiang’s three major regional economic belts

图3. 浙江三大区域经济带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

4.2.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区域间协同明显

无论是全省整体还是每个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在时序上均稳步提升,处于上升通道;从三大区域经济带空间结构上看,沿海经济带均处于领先水平,但区域间较为平衡。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同样以2015年为分界点(见图4),在此之前是沪杭半小时经济带领先于浙西内陆区,而后则是相反。在经济带区域内部,嘉兴和舟山不论是在发展水平上,还是在发展质量上,均处于明显的领先。这主要是沪杭首位度和总部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的结果,以及舟山国家自由贸易港下政策、资源集大成的结果。可见,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要么自身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区位优势,要么是政府政策大力推动下的要素集聚效应结果。所以,我国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快速高质量城镇化,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周边的卧城镇和乡村,或是经济高度发展的沿海经济带,这也是为何就地城镇化虽然契合我国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要义,但始终未能成为蓝海的主因,也是宁越敏(2016)为何指出,我国很多乡村地区尚不具备由乡村就地裂别为城镇的可能。

Figure 4.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rural population lifestyle in Zhejiang’s three major regional economic belts

图4. 浙江三大区域经济带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

4.3. 耦合协调度时序上逐年提升,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借鉴Ma Li,Jin Fengjun,Song Zhouying et al. (2013) [13] ;刘耀彬(2005)和孙平军、丁四保、修春亮(2012) [14] 对耦合协调度的划分,见表5

Table 5.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5.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研判标准

表4表5可见,无论是全省,还是三大经济带区域以及区域内各地市,其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都是逐年提升。除湖州和丽水是在2014年才达到较高耦合协调阶段外,其他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均较早迈入较高耦合协调阶段,特别是发展质量比较高的舟山和嘉兴,在2011年和2012年就步入了较高耦合协调阶段。从空间集聚性来看,呈现出由沿海经济带、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逐步递减的特征,但空间内部各地市耦合协调度较为均衡。说明浙江省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是正相关的,诸如“美丽乡村”建设等发展乡村政策,以区块经济带动周边乡村、小城镇化的发展,进而提升乡村生活方式城镇化、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是有效的、可期的。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浙江沿海经济带、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其2010~2016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发展质量,以及速度和质量的耦合协调性,在时序上整体呈现出逐步提升趋势,在空间上虽呈沿海经济带、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递减趋势,但经济带内部空间各地市均较为均衡。这得益于浙江块状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逐渐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生活方式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差异,以及基于区域资源要素差异,政府因地制宜实施、落地相应发展、振兴、提质政策所引致的要素红利、政策红利和发展红利空间集聚的结果。第二、地理因素对乡村人口城镇化水平、质量和耦合协调性具有重要作用,但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即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发展过程中应着力于如何引导、鼓励生产性要素、资源和资本的城乡双向流动和区域合理布局,通过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振兴乡村、繁荣乡村,进而缩小区域和乡城经济社会的相对差距,实现乡村“精明收缩”发展和乡村人口的自发就地就近城镇化,而不能因生活方式城镇化而“城镇化”。

乡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现象(李强,2016),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既是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辜胜阻,2014;厉以宁,2013、2017),也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当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乡村病和城市收缩、乡村衰落等城乡问题解决的出口之一。但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就地就近城镇化本质上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而我国实践中却是自上而下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虽具有制度效率,但也存在着违背农户意愿、公共服务资源有限、土地利用无序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而且不同的乡村其地理区位、文化基因和经济发展动力是不同的,因此其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途径和模式也是有异的、乡村城镇化作用于乡村振兴的机理和制度也应是精准施政。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就地就近城镇化和乡村发展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对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指标的构建、测评,并依此探讨了影响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及其耦合程度的因素、作用机制,既有助于解决因缺乏就地城镇化质量测评等定量研究不足而引致的学术上对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可行性、适用限度的争论,也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和发展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即通过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实现乡村各维度全方位的综合发展,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93);2016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重点项目(16jdgh002):浙江省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质量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引用: 胡 滨 , 李 婕 (2019) 基于生活方式城市性的浙江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测评。 可持续发展, 9, 238-248. doi: 10.12677/SD.2019.9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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