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出柜:预期反应的中介作用
Gay Identity Formation and Disclosure: The Mediating of Putative Responses of Family Members

作者: 石 欣 , 苏欣宇 :西南大学认知与人格重点实验室,重庆;

关键词: 男同性恋同性恋身份认同出柜Gay Gay Identity Disclosure

摘要:
目的:探索了中国男同性恋群体中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的程度之间的关系。方法: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检验。结果: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的程度相关系数显著,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和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结论:1) 中国男同性恋的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的程度两两显著正相关;2) 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可以显著预测中国男同性恋向家庭成员的出柜程度;3) 预期反应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和向家庭成员出柜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Abstract: Purpose: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gay identity formation, the putative responses of family members to same-sex orientation and disclosure of his sexual orientation.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bootstrap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gay identity formation and coming out to the family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results of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ache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Conclusion: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homosexual identity, putative responses of family members and the degree of disclosure their same-sex orientation to the family among Chinese gay men; 2) Gay identity and putative response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degree of Chinese gay men coming out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3) Putative responses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ay identity and disclosure of sexual orientation to family members.

1. 引言

目前,相比于发展中国家,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与态度已经变得越来越积极(Savin-Williams, 2008),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从法律上认可同性婚姻,这消除了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在婚姻方面的人权差异(Baunach, 2012; Bernstein, Harvey, & Naples, 2017);大众媒体上也经常出现同性恋,这些积极的现象促进了同性恋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增强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Rostosky, Riggle, Horne, & Miller, 2009)。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t)的社会,虽然近年来中国人的年轻一代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已经宽容许多(Lin, Button, Su, & Chen, 2016),但仍然没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标准。虽然社会上有过多次的运动和呼吁,但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国家的法律并不允许同性之间的婚姻(Li et al., 2017),许多同性恋因为主流的异性婚姻压力、性少数群体污名化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Chou, 2001);同时,一些针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歧视甚至骚扰和暴力行为,也使他们产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Herek, 2004; Meyer, 2003)。

身份认同是任何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Halpin & Allen, 2004)。同性恋身份认同(gay identity)通常被概念化为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之上,最终结束于同性恋个体拥抱和整合他的性取向到他更大的自我意识中。一般来说,身份认同的阶段模型会将个体的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从注意到与同伴之间的某些差异开始,最终实现作为同性恋个体的完整身份。Cass (1979)将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发展概念化为六个阶段,分别是:1) 身份混淆阶段(identity confusion)。在这个阶段,个体开始质疑他们的一些行为、想法或感觉是否是同性恋,从而开始质疑他们的异性恋身份。在这个阶段,个体可以遵循三种不同的路径,这取决于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与同性恋的关系:个体可以考虑用积极的方式接受同性恋身份,可以用消极的方式接受同性恋身份,或者完全拒绝同性恋身份;2) 身份比较阶段(identity comparison)。在这个阶段,个体开始接受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可能性。有了这种可能性,个体开始感到与那些不是同性恋的人疏远。为了降低自己产生的疏离感,个人会寻求与其他同性恋者的接触;3) 身份宽容阶段(identity tolerance)。在这个阶段,个体更充分地接受他们可能是同性恋,并且都在寻找榜样,并参与到同性恋群体中,以进一步降低疏离感。如果他们与同性恋群体的互动是积极的,个人就会对同性恋文化更加认同,因此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就会得到加强。然而,如果互动是负面的,同性恋文化在他们心里就会被贬低,他们的同性恋身份也会被自己贬低;4) 身份接受阶段(Identity acceptance)。这一阶段的标志是更多地融入同性恋文化,因为个人获得了一个同性恋朋友的网络,并更充分地参与到同性恋群体活动中。出柜开始发生在一群与个人关系密切的人身上,即朋友和家人。然而在其他时候,个人仍然试图在某些领域以异性恋者的身份自居,以防御因为同性恋身份可能受到的负面反应。Cass将这一阶段描述为“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Cass, 1984),因为个人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5) 身份自豪阶段(identity pride)。在这一阶段,群体认同是通过与同性恋群体和影响同性恋群体的进一步联系而发展起来的。这一阶段的个体对同性恋者在社会中遭遇的偏见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滋生了与异性恋者的对抗,以证明同性恋身份的平等。如果这些冲突导致其他人的消极反应,它可能导致身份丧失(导致个人拒绝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而,如果个体从异性恋者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们分裂的世界观就会受到挑战,个体就会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以解决产生的不和谐;6) 身份整合阶段(identity synthesis)。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分裂比前一阶段减少了,虽然对社会歧视的愤怒和对自己群体的自豪仍然存在,但这种愤怒已从身份自豪感中明显消退。出柜变得司空见惯,随着身份不再被隐藏,个人体验到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之间的整合感。

以往有大量研究都显示,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能完全认同的男性更有可能报告焦虑、低自尊、抑郁、自杀倾向和一般的心理压力,甚至更加可能被迫选择进入异性婚姻(Allen & Oleson, 1999; Brady & Busse, 1994; Brown & Trevethan, 2010; Bybee et al., 2009; Dudley, Rostosky, Korfhage, & Zimmerman, 2004; Meyer, 1995; Ross, Rosser, & Neumaier, 2008; Xu et al., 2017)。

另一个受男性同性恋压力影响的相关概念是“出柜”(disclosure),它衡量的是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以及他们“出柜”的群体的范围。尽管人们认为随着身份认同的形成,性取向的公开程度会增加,但也有其他的环境因素被认为会影响男性是否公开自己的性取向(Mayfield, 2001)。例如,即使男性性少数群体的自我认同较好,但是为了避免来自环境的歧视以及社会给予性少数群体的压力,他们还是会选择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Lapinski, Braz, & Maloney, 2010; Meyer, 2003)。在中国,社会学学者王晴锋通过一项质性资料研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中国的许多身份认同良好的同性恋者选择不向身边人出柜,特别是不向家庭出柜,他将这种中国同性恋者普遍的生存状态描述为:认同而不“出柜”(王晴锋,2011)。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索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关系,以及探究什么因素会影响这种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的成年男同性恋群体。由于招募对象的隐匿性,我们通过微博、微信、QQ等平台,以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参与者。在筛选被试的过程中,我们要求其为男性,年满18岁,自我报告性取向为同性恋并且有过同性性行为经历,双性恋群体将不包括在本研究中。发放问卷237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91份。人口学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8.6岁(SD = 7.75);成长环境方面,农村出身的有74人,占比38.7%,县城出身的有59人,占比30.9%,城市出身的有58人,占比30.4%;在受教育水平方面,高中及以下的有44人,占比23.0%,本科水平的有125人,占比65.4%,硕士及以上的有22人,占比11.6%;在年收入方面,3万及以下的84人,占比44%,3万到10万的80人,占比41.9%,10万以上的27人,占比14.1%。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表1. 样本分布基本情况

2.2. 研究工具

2.2.1. 同性恋身份认同

同性恋身份认同问卷(GIQ, the Gay Identity Questionnaire)是Brady和Busse (1994)基于Cass (1979)提出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六阶段理论而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共45个项目,均为是否题,如果整句陈述为真,则要求被调查者回答为是;如果陈述的任何部分不适用于他们,则回答为否。量表中有三个题为测谎题,用于确认受访者是否存在同性恋行为、情感和想法,若三个项目均选否,则该问卷无效;其余的42个项目则包含了与同性恋身份的六个阶段中每个阶段有关的7个陈述句。该量表原本的计分方式是统计被试每个分量表回答是与否的数量,哪个阶段选择是最多,则被试的身份认同处于该阶段。然而,该计分方式不利于后续的数据分析,我们使用了Malcolm (2008)提出的一种修正的评分系统:对每一个被试选择“是”的项目数按其所属分量表的阶段数进行加权,然后将这些加权分数相加,最终得到被试在该量表的平均值得分。得分越高,则表示被试的同性恋身份认同越好。

2.2.2. 向家庭出柜

我们用两个项目来测量被试向家庭的出柜程度,这两个问题分别是:“您向您家里长辈的出柜程度是?”;“您向您家里同辈的出柜程度是?”,采用李克特式7级计分,从完全未出柜(1分)到完全出柜(7分)。量表总分数越高则表示向家庭出柜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达到适用水平。

2.2.3. 预期反应量表

我们部分采用了Ross (1985)开发的问卷,原问卷用于让被试报告他人对同性性取向的实际和预期的态度,本研究使用了其中测量家庭成员预期反应的部分,共7个项目。具体地,我们让被试预测他们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伯父、姨母、兄弟姐妹等对同性恋的态度,从非常拒绝到非常接受共7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认为其家庭成员越能接受同性性取向。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明显达到适用水平。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

本研究所有的数据处理均在spss.22.0上进行。

3. 结果

3.1. 同性恋身份认同、向家庭出柜程度、预期反应和社会人口学变量的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对身份认同、出柜程度、预期反应和人口学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程度显著正相关(r = 0.543, p < 0.001),与预期反应显著正相关(r = 0.518, p < 0.001),与年龄显著负相关(r = −0.193, p < 0.01),与其他人口学变量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向家庭出柜程度与预期反应显著正相关(r = 0.496, p < 0.001),与社会人口学变量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all variables (N = 191)

表2. 所有变量的相关分析矩阵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2. 对向家庭出柜程度的逐步回归分析

相关不代表因果,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是否能够预测出柜程度呢?接下来,我们以向家庭出柜程度为因变量,以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为自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逐步回归分析的差异性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家庭成员对同性恋的反应均可以显著预测被试对家庭出柜的程度。

Table 3.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isclosure to the family members

表3. 对向家庭出柜程度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程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更好地说明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参照了Zhao (2010)的中介检验处理方式,采用Preacher和Hayes (2008)提出的bootstrap法,使用SPSS中的indirect插件,以向家庭出柜程度为因变量,以同性恋身份认同为自变量,以预期反应为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选择随机取样次数为5000次,分析结果如表4。结果显示,预期反应的中介效应显著,区间LLCI = 0.507,ULCI = 1.541,不包含0,中介效应的大小a∙b为0.938,标准差为0.243;同时,由于同性恋身份认同对出柜程度的直接作用显著(t = 5.74, p < 0.001),故该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Table 4.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表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4. 讨论

4.1. 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对向家庭出柜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索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与向家庭出柜程度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身份认同程度高的同时出柜程度也高,对家庭成员的态度预期也越好。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家庭成员对同性性取向的反应可以显著预测男同性恋群体的向家庭出柜程度。以往国外已有一些针对白人男性的实证研究发现身份认同与出柜之间的高相关(Feldman & Wright, 2013; Mosher, 2001; White & Stephenson, 2014; Whitman & Nadel, 2015),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证实了该种现象的跨文化一致性;另外一项来自以色列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自我认同为同性恋可以预测出柜行为,而感受到的家庭支持可以通过对家庭成员支持同性性取向的态度来预测出柜行为(Elizur & Mintzer, 2001)。值得提出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相关程度只是中等相关,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也不算高,说明同性恋身份认同并不能大概率决定其是否会产生出柜行为,还有许多未知的因素会影响其出柜行为,这也部分支持了王晴锋(2011)所提出的中国同性恋群体认同而不“出柜”的现象。中国有关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学研究还非常缺乏,本研究也只探究了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对男同性恋群体向家庭出柜程度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则需要去探索更多可能的预测其出柜行为的因素。

4.2. 预期反应在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究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预期家庭成员对同性性取向的反应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同性恋身份认同可以通过预期家庭成员对同性性取向的反应来影响男同性恋向家庭出柜的程度。我们推测,许多同性恋身份认同良好的男同性恋之所以不向家庭成员出柜,是由于害怕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指责。中国是一个以家为单位的社会系统,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成家立业、延续香火是必要的人生经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许多男同性恋即使在努力过后发展出了良好的身份认同,从认知上能够认同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家人是否能够接受,如果家庭成员知道了自己这种“不符合社会主流”的行为,是否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痛苦甚至使家人在社会上遭受歧视,这是他们深思又熟虑的问题。然而,如果他们预测其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对待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是友好的甚至是支持的,那么他们的未知感和不可控制感会降低许多,对于出柜之后的很多情况也能有一个预期和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研究中,预期反应只是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和向家庭出柜程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未来仍有其他的中介或调节因素值得我们去探索。

5. 结论

根据上述的统计分析与讨论,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 中国男同性恋的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的程度两两显著正相关;

2) 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可以显著预测中国男同性恋向家庭成员的出柜程度;

3) 预期反应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和向家庭成员出柜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文章引用: 石 欣 , 苏欣宇 (2019) 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出柜:预期反应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9, 441-451. doi: 10.12677/AP.2019.9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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